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搀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