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1]，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躍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2]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3]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4]。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5]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6]。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7]。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8]。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筝》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9]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10]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11]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12]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13]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14]。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15]“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16]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7]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18]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19]

[1]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作致大哥信两纸，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

[2] 《地方与文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作，曾载《之江日报》，收《谈龙集》）。

[3] 《华侨与绍兴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乡土》第四卷第十一期）。

[4] 如陈源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致志摩》，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曹聚仁对此加以评论道：“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是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5] 《我学国文的经验》。又，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业师寿洙邻回忆说：“鲁迅学名樟寿，知堂学名櫆寿，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始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鲁迅在作品中，自言来我家读书时，年十二岁，是年为公元一八九一年，即光绪辛卯年。知堂壬辰年始来，年才九岁，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我既担任助教，我的教法，每日授课，先讲当日所授之书，详细讲与学生听，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知堂年只九岁，我亦不讲与他听，反令其先讲与我听，他却已讲得清楚，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亦从未违犯学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所云入学时间或有误差，但提供周氏早年生平资料，殊为难得。

[6]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然而据周作人《先母行述》所说：“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櫆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似乎“櫆寿”并未为“奎绶”所取代。又据《知堂回想录·考先生》：“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好像不曾采用“奎绶”一名。

[7]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予往贯珠楼领落卷，回卷皆圈。”胡适曾经为此感慨：“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按，周作人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

[8] 《知堂回想录·县考》。

[9] “满腹经纶皆在握”一句后改为“举目山河皆有异”。

[10] 《知堂回想录·几乎成为小流氓》。

[11] 《十字街头的塔》（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12]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第三十一期）。

[13] 《介孚公二》（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14] 《知堂回想录·脱逃》。

[15]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16] 一八九八年四月七日日记。

[17] 一九〇〇年七月一至三日日记的眉批。

[18] 《知堂回想录·义和拳》。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