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1]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著《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2]。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随大哥，也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听说新任总办要去日本调查水师章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遂争取此一机会，然而未能如愿[3]。嗣后更因此与担任学监的叔祖发生冲突：先是鲁迅着人带书来，来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学院闹学潮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惧”，切责作人，并要他写信给大哥，“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私下另写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为此大发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此时之南京，亦犹如从前之绍兴；“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与当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尔。不过现在的周作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4]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1] 《知堂回想录·考先生》。

[2] 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记（题为《白话报馆之寄宿》）。

[3]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日记：“饭后予等（胡张李周）四人见总办请往东洋，后伊云所派者皆卒业生，遂辞出。”

[4] 《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