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一生都对日本抱有好感，甚至近似于忠诚。他生于大邱的农家，是家里的第五个儿子，比我大七岁。他毕业于大邱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然后进入军官学校学习。他因学习刻苦还曾获得过优秀奖，后来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作为特例毕业，于解放前被分配到日本关东军任中尉。

在我看来，朴正熙掌权后对日本几乎是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国家政事几乎全盘效仿日本。虽然他对于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韩日之间并未达成互惠的关系。

张勉内阁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对因其侵略而带来的伤害进行赔偿，但是势单力薄的军政势力对此却如同是在乞讨一般。受害者对加害者施以宽容，因此协商的结果才会那么惨不忍睹。而且每次遇到国家大事需要抉择的时候，都会先选择对维护政权有利的方面而弃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就使得韩国的经济成了日本的附属品。

朴正熙政权一直对我百般排斥。我在麟蹄补选中获选国会议员的第三天，国内便发生了军事政变，从而把我拒在了国会议事堂的大门之外。那天以后朴正熙和我经常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我赌上性命与军事独裁展开了斗争，这也是与朴正熙的斗争。由他成立的中央情报部不管在哪里都对我进行着密切的监视和胁迫，并曾两次欲置我于死地。虽然我曾命悬一线，但最终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时过境迁，当朴正熙的大女儿朴槿惠再来找到我的时候，那已经是朴正熙去世25年以后的事情了。朴槿惠是大党——大国家党的代表。2004年8月12日在金大中图书馆我见到了朴代表。我真诚地握住了朴代表的手。出人意料的是，朴代表就她父亲的事对我道了歉：

“在我父亲执政时期，您受到了许多迫害，吃了不少苦，作为他的女儿，对此我深表歉意。”

我对她满怀感激，“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事情”，我好像感觉到朴正熙复活对我伸出了和解的手一样高兴不已。虽然道歉是从独裁者女儿的嘴里说出来的，但实际上似乎是我获得了解脱。

朴代表对我就任总统后着手建立朴正熙纪念馆表示了感谢。实际上在当时考虑到国民情绪设立朴正熙纪念馆可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我想我作为当事人，应该算是决定此事的最佳人选。虽然我和朴正熙是政治上的劲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觉得通过建立纪念馆，把朴正熙的功过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历史的进步。

我嘱托朴代表要致力于消除地域矛盾，在促进地区居民间的和解上身先士卒。我认为虽然其父亲曾于民意背道而驰，但是如果他的女儿能出面纠正过来，也未尝不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崔圭夏国务总理依据宪法的规定成为代行总统职责的代理人，政局再次陷入危机。实际上对金载圭的正面评价也有很多，有一部分人还称其为民主义士。在“10·26”事件之后，我在与《新闻周刊》记者进行交谈时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许多人称金载圭为民主主义英雄，对此您怎么认为？”

“民主主义不是由军事政变或是暗杀来完成的，而应是依靠全体国民的力量来造就的。”

我的发言再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融合，舆论对“击碎了维新的心脏”的金载圭抱有好感。但是我还是坚定我的信念。以民众之力实现民主主义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了，但是独裁者最终不是受到民众的惩戒，而是被部下杀死，这表明我们还未能实现民主主义。对金载圭的功过众说纷纭。从情感上来说，我是怜悯他的，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我还是不能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