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5日，我被移送至城南市的陆军教导所。在被关在中央情报部地下室里的60天之后，我得以重见天日。现役大校兼教导所所长来找过我几次。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盯着我看我的脸色，显然他是来察看我的心境是否产生变化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但请你回去转告你的上司，我的心意没有变化。”

“先生您真是不简单啊！我由衷地敬佩您！”

所长有礼貌地答道。他还给我带来了我要求的书、咖啡和香烟。

8月8日，陆军教导所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的家人说可以前来与我见面。我和妻子在放有录音机的书桌两侧相视而坐。我们彼此心中都有千言万语，但却相对无言。妻子只是结结巴巴地说着儿子弘业被通缉的事。

8月14日上午，陆军总部召开了针对“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的初次戒严普通军法会议，法庭上杀气腾腾。但被此次事件牵连的24个人也得以在此相会。我和文益焕、芮春浩、李文永、高银等人均因涉嫌阴谋煽动内乱而被收监于陆军教导所，其他人则因为涉嫌违反戒严法而被收监于汉城西大门救治所。他们起诉我们涉嫌“阴谋内乱，煽动内乱，违反戒严法，教唆违反戒严法，违反国家保安法、反共法、外汇管理法”等。有关“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的公诉状内容如下所示：

金大中在全南大学复课学生郑东年于4月12日登门拜访自己时，与之讨论了光州地区大学生示威的相关情况，激励他们为了恢复民主而继续斗争，并赠送了圆珠笔以表纪念。在随后的5月5日，郑东年和金相贤再次到访金大中家时，向金大中索要500万韩元作为光州地区学生运动的运作资金。金大中起初只拿出了300万韩元，在5月8日又拿出了剩下的200万韩元以此对学生运动提供资金支援。金大中在给郑东年500万韩元的同时，吩咐其将包括“金大中绑架事件犯罪人名单”在内的金大中个人著作和宣传册、带有煽动性内容的文稿在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内四处分发。他命令郑东年将解除戒严令、反对二元执政府制改宪以及缩短政治日程等争议内容作为反政府示威的重点来进行教唆和煽动。于是郑东年根据金大中的指示来到光州，于5月6日向全南大学的总学生会会长朴宽贤提供了270万韩元的资金援助，5月10日又向朝鲜大学的示威负责人尹汉奉提供了17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金大中在背后操纵了被视为“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导火线的全南大学街头示威活动，紧接着朝鲜大学的学生们也加入了全南大学的街头示威活动，由此引发了光州民主化运动。

我根本不认识叫做郑东年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虽然之前在中央情报部地下牢房里曾有人问过我是否给过光州学生500万韩元这件事，但是我对于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本身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联合搜查本部在我家的访客记录上找到了郑东年的名字，可事实上郑东年来访的时候，我家正好没人因此他只能无功而返。但所谓的500万韩元的活动资金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完全是他们为了陷害我而肆意捏造的。后来才知道，搜查官一开始想说我给了郑东年1000万韩元，但后来又觉得学生开口要1000万似乎太多，于是就改口说成了500万。在严刑拷打之下而不得不做了伪证的郑东年因为此事一直十分痛苦，在教导所曾多次试图自杀。日后我结束了在美国的逃亡生活之后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虽然当时是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得已而作出的伪证，但是仍对我十分抱歉。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独裁政权对我们的迫害而造成的啊！我和郑东年开玩笑说：“把那500万里剩下的钱再还给我吧。”他回答说：“您都还没有给我500万呢，现在给我吧。”说完我们便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