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连夜召开会议，洛甫、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和一、三、五军团军团长、政委、参谋长齐聚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发言，赞同林、聂提议，“打鼓新场是通向黔西必经之路，如果占领这一要点，有利于部队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打鼓新场的敌军兵力。“驻守新场的敌人，确是黔军，但周围尚有滇敌和中央军，如果与黔滇军和中央军纠缠上了，讨不到便宜。”

“土城之战，是否把我们的胆打小了？”林彪不动声色地插上一句，把毛泽东一时噎住。

“滇军虽然相距不远，但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抢在敌人前面，集中兵力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代表三军团发言。

“军团指挥员的意见，我们也要认真对待。”王稼祥说。

除毛泽东一人外，几乎所有军委成员都同意打。

毛泽东不是一个肯轻易妥协的人，他不惜以辞职相劝阻：“前敌总指挥，是你们请我当的。当上以后又不听我的。既然这样，我不干了。”

“不干就不干。”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毛泽东动气了，下面的同志也有些冲动。表决结果，同意毛泽东辞去前敌总指挥员之职，批准林、聂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

会议刚散不久，军委一局侦知黔军犹国才旅星夜向新场增援，滇军3个旅同时跟进。3时50分，军委二局又从电报中破译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与川军准备侧击打鼓新场。真的被毛泽东言中了，新场一带正在成为诱人的坟场。

3月10日9时，军委发出野战军主力弃攻新场的指令。中午，军委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再次聚会，鉴于中央军委人员繁多，开会议事容易久拖不决，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处理军机事宜。在三人军事小组中，中央责令由周恩来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利，但谦虚温和的周恩来把拍板定夺的权柄实际上让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来完成他后来称为“传神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初春，红军团以上指挥员手上收到一份别致的电文：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这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标语、口号的电文，透露出毛泽东十分隐秘的意图，即以红军反复穿插扯动，迷惑敌人视线，诱使蒋介石上当，让出北上或西进缺口，最终摆脱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是善用“疑兵”的大宗师，他信服孙子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从遵义开始，红军居无定所，行无定向，时而东，时而西，有时爬高山，有时走平地，同一个地点往往反复经过十余次，同一条路线。常常不取捷径，绕山绕水兜圈子。国民党追剿部队在穷山恶水的黔北堵来堵去，累得精疲力尽，晕头转向，抱怨“红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毛泽东的疑兵阵非常有效，令蒋介石狐疑难决，虽有重兵在握，但不知调往何处。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云南、巧渡金沙江，毛泽东认为这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有许多高级领导提出非议。

在“三人团”里，王稼祥对毛氏兵法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像这样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应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部队的情绪更大。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的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刘少奇经过调查后拟了一份电报稿，交彭德怀和杨尚昆：“这是从部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综合了一下，并加上了自己的意见。你们二位看一下，如无不同意见，就由我们三人签发，向中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