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破啼为笑，两人重归于好。

1940年春夏，中国出现空前严峻的抗战形势。这年5、6月间．日军发动襄(樊)宜(昌)战役，占领宜昌，控制入川门户。接着又封锁滇(云南)越(南)国际交通线。在日军强大攻势下，蒋介石派代表两次与日本军方进行停战谈判。为了坚定国民党的抗战信心和牵制日军进攻华中和西南的兵力，彭德怀决心实施破袭战。

7月中旬，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意图和设想：破击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同时配合行动。

“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邓小平要言不烦。

“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得很好。”刘伯承指示师参谋长李达：“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

左权回到总部后，立即和彭德怀组织总部参谋人员投入了紧张缜密的制订计划阶段。

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兵力，共有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众多通信、铁道、气象、宪兵部队。其中，位于作战区域的日军有3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4个联队、10个大队共20万人，另有伪军15万人。

面对为数约35万的日伪军驻守的交通线，如何取得破袭战的胜利，这是制订计划、运筹战争进程的关键。

彭德怀主张采取隐匿意图、暗中准备、突然袭击、万箭齐发的战术。他对总部人员说：“经过几个月的交通战，我们固然积累了许多破毁敌人道路、袭取敌人据点的经验，可敌人也摸出了不少突击筑路、严密防御的花招。因此，这一仗只有采取出其不意的打法，才能达到我们设想的战役目的。”

7月22日，彭德怀签发《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明确规定了战役的任务和目的：

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施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8月间进犯西安之企图。为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我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期，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和缓，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尽管朱德已经离开总部回到延安，但这份电报仍然按照习惯签名为“朱、彭、左”三人。电报从八路军总部分别发往处于敌后的各师、军区负责人：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同时还发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但是，预备命令迟迟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突然没有批复和表态，这是非常反常的。

后来有人说彭德怀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也与中央军委没有批复有关。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力查阅档案，发现了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发到延安后的收文原件，证明它当天就被抄呈给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有关领导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说他事先不知道？中央军委也没有及时批复呢？这个谜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解开。原来，王稼祥七大期间，曾说明当时毛泽东在医院养病，电报是他收的，由于疏忽，没有转送毛泽东，也没有批复。

正是这个疏忽，让彭德怀背了十几年搞“独立王国”、“先斩后奏”的罪名。这是后话。

8月3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正太路破击战役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出指示，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上述4个命令或指示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这些文电均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下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上“报(中央)军委。”其二，这时运筹的战役名称一律称为“正太路破击战役”或“正太战役”，使用兵力仅20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