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五

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哪怕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的运动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儿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领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儿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车间里的活儿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

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信，引毒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

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儿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儿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

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才发现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儿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下定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