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他离家久了，不论是去城里，还是独自待在林子里或者田野上，她每次都会逼着他说：“你说吧！”可是一到这时候，尽管他事先还经常进行演练，却来都没有顺顺当当地向她叙述过，至少在她患病前如此；你事先不用问他，他倒会娓娓道来——当然往后需要那些恰如其分的插问。

而我眼下在火车站前发现，从那个女朋友出现以来，我已经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一天了。可我给她叙述了什么呢？既没有意外变故，也没有不寻常的事件，而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过程，或者仅仅不过是一个景象，一片噪声，一种气味。街对面那个小喷泉的水柱，那个报亭红色的闪光，那些载重汽车喷出的尾气：在我默默无声的叙述中，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个叙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它，是经历本身。在我内心深处，那个默默无声的叙述者是某种超越我的东西。这时，它的叙述所针对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永不衰老的年轻妇人，就像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他在自身发现了那个叙述者，也成了一个没有年龄的成人。我们面对面站着，恰好齐眉高。因为齐眉高是叙述的标尺！我打心底里感觉到那深深柔情的力量。而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跳跃吧！”

在耶森尼克泛黄的工厂天空上，闪烁着一颗星星，独自构成了一个星像。一只发红的甲虫飞过下面街道的烟雾。两节车厢砰的撞在一起。那家超市里，清洁女工已经接替了收银员。一个抽着烟的男子身着内衣站在一幢高楼的窗口前。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火车站的饭店里，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辛的劳顿，守着一瓶当时在南斯拉夫取代了可口可乐的深色甜饮料，几乎直到午夜时分。同时，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在家里的那些夜晚如此不同。那些时候，不管是在村子里，还是在寄宿学校里，或者在城里，我总是一再犯困，每每扫大家的兴。我惟有一次被带去参加舞会，居然也睁着眼睛睡着了。每到新年来临的最后时刻，父亲总是竭力拿玩牌来不让我睡觉，可也徒劳无用。我思量着什么东西会让我如此清醒呢，不仅仅是这个异乡他国的缘故，而且也少不了这个餐厅；要是在一间候车室里，我势必很快就要犯困的。

我坐在一个用栗色木板装饰的隔间里。那一个个隔间犹如一长排座位。我身前是一排排站台，一片灯火通明，向后远远依次排列；身后是那条同样灯火通明的长途干线，一片片住宅区里亮着灯火。这里满载的小车和那里满载的火车依然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我看不见那些旅游者的面孔，只是一个个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是通过一张反射到玻璃墙上的面孔观察来的，那就是我的面孔。凭着这个使我显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映像——只有额头、眼窝、嘴唇——我便可以幻想着那些影子，不单是那些行人，而且还有那些高楼大厦的居住者，他们时而在房间里穿来穿去，时而又坐在凉台上。这是一个轻松、明亮和清晰的梦。在这个梦里，从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着友善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我连同自己的映像都属于这个人群，我在不停地、温和地、冒险而泰然地漫游过一个夜晚时想像着他们，连那些睡眠者、病人、弥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进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来，想认可这个梦。然而，它惟独被那个国家的总统的巨幅画像扰乱了。画像就挂在餐厅中央，柜台上方。铁托将军身着挂满勋章的镶边制服的形象显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张讲桌前，向前倾着身子，紧攥着的拳头立在桌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着我。我甚至听到他在说“我认识你”，而想要回答说：“可我却不认识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