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旦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说那个放着书桌的棚屋并没有表现为避难所。我再也学不下去了。这位老师每天向我表明，我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谓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那“材料”；它不过是出自于我而已，以这种形式，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表达方式，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我凝视着那棚屋，独自与笼罩在心中的乌云为伍。在这棚屋里，那一个个符号、辨别、过渡、连接和组合的光明世界曾经呈现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空，又让我兴趣盎然。不可想像，这乌云会一散而去；它越来越沉重，四处弥漫开来，涌到口腔里，钻进眼窝里，堵住了我的声音，遮挡住我的目光。这些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在教堂里，集体做礼拜时，我本来就只是动动嘴唇，而在学校里，因为这位老师同时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问我了，更不用说关注我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可谓失去语言的感受——不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无声了，而且面对自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发不出一个音了，做不出一个动作了。这样的沉默在呼唤着力量；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与那个小敌人不同，这力量是无法向外发泄的。这个大敌人，他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横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气管上，你的喉头上，你的软腭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听觉，那个被他包围在中间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不再搏动了，不再嗡嗡地响了，也不再输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响，刺耳，辛辣和凶恶。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