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这个问题所提示我们的那样，我们开始猜想，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对于19 世纪核心地带的研究依然还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说来，这个时期的性别意识形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特别具有压制性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它对女性的限制并不仅仅体现在紧身胸衣的束缚上，而是把女性拘禁在“私人的屋子”（Private House）里，剥夺了她们所有的一切，使她们非常不满。但是，另一方面说，这一时期的美学与政治特征又特别地富于启示力量，它不仅导致了革命运动的产生，也触发了由女性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最丰富的产品。我有时候会这样猜想，或许，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对文学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古怪尝试——那首标题为《19 世纪及其后》的神秘难解的四行诗——倒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对过去特别感兴趣的特征，我们作为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巴瑞特·勃朗宁、艾米莉·狄金森、乔治·艾略特和罗塞蒂所形成的传统的读者、研究者和继承者，偶尔真的会沉陷其中，并乐而忘返呢：

虽然那伟大的歌谣一去不返

我们依然十分快乐：

鹅卵石在海岸上彼此相擦

就在海潮退却之后。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之后，我们又出版了该书的三卷本续篇，题为《没有男人的土地—20 世纪女性作家的地位》（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读过这部续作的读者会知道，苏珊和我常常被20 世纪女性的文学成就吸引，我们并不真的同意叶芝小诗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顺从。然而、然而……

超越《阁楼上的疯女人》

苏珊·古芭：如果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早期阶段的简略回顾告诉我们，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的话，那么，对于本书于1979 年初版后的状况所作的同样简略的勾勒可以告诉我们，19 世纪依然为在此之后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方法论转变的女性主义思考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空间。事实上，令人惊奇的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不连贯性就和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美国非洲裔研究和文化研究，还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一样，改变了浪漫主义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既定地图。尽管我的一位同事在肯定了1980 年面世的《地窖里的疯子》（The Maniac in the Cellar）时，以一种假惺惺的口吻预言说还会有一部名叫《黎明时分的疯子》（The Lunatic on the Dawn）的续作出现，《阁楼上的疯女人》这部著作却并没有被后来接着对19 世纪文学史进行研究的人们所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