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将自己的研究建立于其上的几个范畴——文学、性别和作者身份——已经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得学者们将注意力从文学本身转移到了文化上面；性别原来是切入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的焦点，现在，它已经和性倾向、国家、种族、阶级、宗教以及其他的一堆名称联系到一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也从作者转向了文本。不断有针对我们著作标题中的每一个术语进行的挑战，这种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上述种种变化，通过激动人心的一系列新著作体现出来。

“19 世纪文学想象”：这一标题（处于我们著作副标题的末尾）经历了一种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与文体以及分期问题相关。虽然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我们为了确定一条连贯的女性传统的位置，既分析了诗歌，也分析了小说和说明性的散文，但是，在过去的20 年中，我们却亲眼目睹了对19 世纪女性诗歌的激动人心的再发现，而这些诗歌的作者并不是现在已经成为经典作家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和艾米莉·狄金森。在英国，伊索贝尔·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和约瑟夫·布里斯托（Joseph Bristow）、凯西·沙罗克（Cath Sharrock）共同编纂的《19 世纪女性诗人》（Nineteenth Century Women Poets，1996）一书堪为代表，表明有其他许多学者已经对诸如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海伦·玛丽亚·威廉姆斯（Helen Maria Williams）、阿梅莉亚·奥佩（Amelia Opie）、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L. E. L. 和阿米·列维（Amy Levi）等诗人进行了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在过去，这些文学女性的成就不能得到公开出版，但在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她们的成就已经获得了评价，她们的诗歌已经在课堂上讲授。此外，“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项目”已经把许多这样的诗人的诗歌全集都放到了互联网上。正如刚才所列的名字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先前受到忽视的女性诗人的作品似乎在19 世纪初期特别丰富，因此，也就为后来对女性和浪漫主义关系问题进行女性主义分析的新的、重要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特别是在《弥尔顿的幽灵》（第6 章）中，我们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作家看成是浪漫时代的继承者，这个浪漫的时代既体现出反叛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有一个既给予女性宽松又给予她们限制的政治。无可避免的是，这也意味着把19 世纪作为一种单一的历史时期而概念化了。然而，近来对女性诗歌以及其他形式多样的叙述文体的发掘，已经使得批评界把注意力从我们在19 世纪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中追踪到的美学和政治上双重反叛的浪漫主义遗产，转向了浪漫主义和女性主义了，这也是安妮·K.梅勒（Anne K. Mellor）1988 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正当对于女性诗歌、日记和书信的重新发现使得对于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早期作品的细读具有了新的意义的时候，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也在本世纪末获得了拓展，受到了与法律诉讼、戏剧表演场地、广告、绘画、摄影行业的早期实验，以及医学论著、宗教学论著和哲学论著等有关的新历史主义魅力的影响。世纪末颓废的美国和英国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已经不再把自己的研究版图框定在一系列文学术语或者“高级的”、精英的艺术形式之中，而是着意去考察我们称为性变化（sex changes，在我们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所撰写的三卷本续作的第二卷中，1989）的东西了。这样一种事业必须更加显示出一种必要性，即把文学女性的进步理解为一种正在进行中的、与她们的男性同时代人相互发生作用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是发生于十分复杂的性别意识形态之内的，这种意识形态既深刻地改变着对男性气质的界定，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对女性气质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