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族和种族因素之外，一旦阶级经济的因素也被引入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考范畴，对于英美女性作家来说，则需要更少地从她们所遭受的各种形式的被剥夺去理解她们，而更多地从她们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特权去理解她们。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尼娜·贝姆（Nina Baym）和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内的美国研究学者对女性在文学市场中的文化中心性作出了分析，尤其着重分析了19 世纪小说家创作的感伤小说在商业上的成功。她们研究的意图，是为了要矫正早期的批评家们认为美国女性知识分子过于通俗化，因而贬低她们的倾向：她们认为，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菲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的创作初衷，并非想简单地曲意迎合她们的读者，而是为了重新估价女性道德与审美的影响空间。20 世纪90 年代，包含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等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美国研究的又一次浪潮探索了感伤与奴隶制度、公民权和国内外的性别意识形态中的欲望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有关英国文学史所进行的思考之中，两位重量级的批评家—玛丽·朴维（Mary Poovey）和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都强调了文学女性将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变形为力量源泉的诸种途径。按照朴维在《正派的女士和女性作家》（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1984）、《不均衡的发展》（Uneven Developments，1988）和阿姆斯特朗的《欲望和家庭小说》（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1987）中的观点，家庭空间所构成的，并不是我们强调的、作为造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愤怒原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封闭性的阁楼和客厅，而是一种女性化的家务劳动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帮助建立起了现代制度与习俗文化的形态。

一方面，受到朴维和阿姆斯特朗影响的学者们对维多利亚时代改善了女性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进行了考察；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来自不同的阶级、种族和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女性实际上受益于她们对家务劳动的奉献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当时，家庭生活的理想结构是将女性完全拒绝于公共空间之外的。为什么每一个或任何一个19 世纪有进取心的社会角色都会变得疯狂？现在，文化批评家们在进行文学研究的时候，还辅之以医生的报告、法律条文、有关立法的论争、涉及离婚问题的行为指南、孩子的抚养、性生活和劳动雇佣等方面的内容，他们使我们的社会历史感得以增强，以便勾勒出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在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随着上述对19 世纪女性生活状况研究的拓展，诸如女性、自我和作者之类的类别归属遭到了解构。因此，毫无疑问，对于拒绝接受有关自我的概念，因此也不可能认真对待作者或者她们笔下人物对于自我独立性之追求的批评方法来说，一位疯女人的形象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争取自身主权受挫的欲望的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

在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颇有影响的几部著作所建构起来的框架中，取代自我成为权威来源的东西，是社会公共机构等组成的体制形式，它们的社会力量改变了那些处于个人性的错觉之下的人。尽管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的著作《无人的故事：女性作家在市场中的消失行为：1670—1820》（Nobody\'s Story: The Vanishing Acts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Marketplace，1670—1820，1994）也对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早期文学女性进行了研究，但是，该书更多地不是将女性作家的超尘绝俗看成一种性生理—心理学的问题，而是将其看成推进了她们职业发展的文学市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