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同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

那么就需要有优质的地图。我注意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但是在新疆探查的初期，我的背包里并没有一份好图。

一九八○年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走过一次的、早在汉唐就见诸记载的“他地道”。我在北京复印了斯坦因著《Innermost Asia》的附图。

那是一帧等高线地形图，地名一律使用拉丁注音，大致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些地方。最重要的是，它比起汉文地图来，能提供给我比较准确的地名读音。那时新疆正巧也在流行北京制造的拉丁式新文字，所以以后在几次调查东部天山的旅行中，常有天山里的哈萨克人兴致勃勃地凑来，和我一块拼读着，欣赏那张地图。不过，用那种地图在天山调查常常心神不宁。包括淳朴的哈萨克在内，人们有时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是搞情报的特务，手里拥有间谍地图。

我不能不紧张。祖国大地任我走，这是一句暖昧含糊的大话。在吐鲁番的煤窑沟，在阿勒泰的青河，我都遭遇过军警的盘查。特别是，我不但使用着一份洋图，而且包中还真的带着一张据说是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百万分之一地图。

简称ONM的美国佬在空中拍摄的地图（Operational Navigation Map），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被各种专业人员使用着。我是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复印的。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其实比革命串联地图还要粗略。它订正了斯坦因图的一些标高之类细节，但是注明的地点极少——可能他们对公社大队级的地点不屑一顾吧，所以这张图对我用处不大。

那一年还从日本复制了清朝印制的彩色地图集《西域舆图》。八十年代初，彩色复印即使在日本也是罕见和昂贵的，京都大学的一个朋友帮了这个忙，他以为我是个严谨的学者，没想到我主要的目的只是满足幻想。

《西域舆图》的奇特，在于它采用了彩墨画与交通线、居民点、示意的河流相辅相成的绘法。缺点是方位不准和比例失真，但是它形象逼真，而且于行政设置和各族游牧的区界，有权威的注明。它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城镇画有门楼堞墙，边界甚至画上栅栏，读着仿佛看一幅山水画长卷，非常有趣。

不过上述各图都是花拳绣腿，用不到刀尖刃口上。我在搜寻着，搜集着这些老图洋图的同时，也仔细地找着用着顺手的新疆地图。终于找到了几部好图。比如我拥有一套两张对拼的伊犁地形图，它不仅准确地标着任何一个自然村，而且标着任何一条乡间土路（只要略宽于大车道）——这就使旅行者可以冷静判断步行、自行车、骑马的可能，而且还能估计时间。用来印山地的棕黄浓淡合适，每条等高线都稀疏清晰——这使我在几次决定选择山道的时候，出发前就能彻底分析山体的宽窄、大坂的坡度以及积雪的情况，冷静地作出决定，而不会有轻狂孟浪的冒险。

旅途不等人充分准备，当地人不懂你需要基础。走上旅途之前，必须了解到达现地后立即触及的人们不屑一提的那些常识。所有地点的勾连和位置必须已经记住在心中，否则连问路也问不清楚。而这一切，少数靠读不易搜集的有用书籍，多数却要靠研究地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