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受命光绪的知遇之恩，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省力的失望，张先生极为重视西学引进，支持严复、林纾一类翻译家译著出版，构成“百年商务”译书传统。但张先生真正的看家学识，却在国学。他曾经与王云五先生聊天时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张先生整理国故，最有名的三件大事，其一访书，为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其二建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收书几十万册，仅善本就有三万五千余册。一九三二年日军轰炸上海，使之化为灰烬。张先生曾经悲愤地叹道：“这也可算作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他们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其三是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最有名的“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周汝昌赞扬他“一人之力，可以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