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

其实在拍《理智与情感》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

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

陈文茜：

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得极好。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

李　安：

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时，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实上，我经过很多失败，脆弱是我的本质，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你着急，帮你演戏，而这时是最动人的。我常跟演员说：“如果你表现这么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帮你演戏，因为你再怎么演，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同样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从小碰到什么事都要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东西吓哭，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小时候，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莲师范附小时，有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而且台南公园小学又是大学校，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长期，我个子特别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厘米，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厘米。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亲是校长，但我还是很害怕，不晓得在怕什么，书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个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从来不敢反抗。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就是很喜欢！上手一个片子以后，才发觉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第一，电影对我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像我在电影学校时，不太会讲英文，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大家都会听我的话。学校毕业以后，有一部台视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不管我是打灯、打杂，或是在纽约拍片，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每个人都听我的。

而且我的脾气很好，很少发脾气，很认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够骂人，因为大家都拼命给我想要的东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讲话的家庭聚合起来一起帮我，这种事情一再地发生。台中市、台北市也很帮我，我在台中时，每个人都在看我要什么。我的职业很奇怪，大家每天都会来问：“你要什么？”无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成绩。

其实在拍《理智与情感》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的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我常常拍完以后，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但后来我也认命了，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