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安：

“中华电信”确实是很大的跃进，后制我们做了一年半，因为计算机特效的部分非常大，我不是很懂计算机，但我知道那部分用“中华电信”的云端科技把全世界的信息都结合在里面，我不知道怎么结合，有人能比我讲得更清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数据非常大。像我们得了奥斯卡“最佳视觉奖”，有时一个镜头的计算机用量，比一部特技电影全部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运作的量非常大，一般美国片也没有这么大，因为要展现动物的活灵活现，还有海洋等等各方面，而后制都是在台北做的，这部分确实非常好。

可是我们只是供应它的设施，而后制需要视效、音效，这方面员工的文化素质、品味都必须提升，现在我们已经落后马来西亚、印度很多，还是零。不过，许多产业刚开始都是代工，代工到一个程度时，就会有比较出色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表现、有组织，慢慢就会成气候，这是我们不能落后的，因为台湾有这个条件，只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可以给年轻人做，电影是全世界哪里好，哪里便宜就去哪里做，也就是会找各地代工，当然也会回馈到我们本身，台湾电影需要视效时，就可以在本地做，不需要花钱请别人做或看人家脸色，可能也更便宜，而这些都是值得做的事，音效我们当然做得要比视效好，可是还是可以再加强。

陈文茜：

我想帮一般年轻人问一个问题，未必是电影文化学院的人才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个时代是三个世代以来最糟的时代，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从东方人的角度，你父亲那一辈才是最悲惨，但是，某个程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大环境很不好。你在纽约蹲点那么久，在那个过程中，是什么使你坚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选择别人的价值？因为大多数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理想，太需要社会或父亲给他肯定，你怎么一直坚持你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你有个好太太，但一定是你敢于蹲点到一个程度，最后你跳跃起来，像“卧虎藏龙”里的老虎。然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可能进入社会时，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或者他有自己的价值，但一摔跤，就放弃了。

李　安：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战、内战，我们父亲那一代在抗战时期长大，经历风雨变色，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也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当然也有固执的一面，可是传给我们的是生存力和韧性，也就是很能受气、吃苦、有骨气，我父亲不喜欢我做电影，但他给了我一种骨气，从小就告诉我们：“我们江西人很有风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气，但我没有傲气，外圆内方和生存力、竞争力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

我父亲不喜欢电影，会觉得电影很虚幻，靠什么活？因为他们经历过血洗的经验，是牺牲的一代，也是传承的一代，当然也将他们的不安、恐惧传给我们。我们这一代既有忧患意识，也觉得明天会更好，想去海外得到更高的学位，学别人的优点长处，不管是在外面发扬，还是回来为台湾服务，都有“家”的观念和骨气在心中，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很优秀，但还不错，在做事方面不像父亲那一代那么古板，比较开通，也受美国、日本各方面的影响，观念上比较开通。

但是，我看到台湾这一代的小孩，就比较软一点，很善良、可爱，可是生存意志比较软一点，有时你要提醒他们，担心他们，但素质都非常好，善良又聪明。一个人会反映父母那一代，我们的小孩则反映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我们反映出的是父母，这个世界已经在变，台湾也一直在变，我希望台湾愈来愈好，生存意志和竞争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没有用，要有生存力、竞争力，还要能表现。

陈文茜：

你蹲点在纽约等电影拍的那几年，除了煮饭，你都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