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