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