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大学时，兴趣众多的我选择了社会学。我觉得社会学很合我的胃口，它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转变，自然会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事实也是如此，我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整个社会转变间的联系从来都那么感兴趣。坦白讲，我这个人有点儿小坏，还不乏世故！虽然明明自己心中的政治主张在翻江倒海，可还是很明白，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你是写传单的还是发传单的还是有很大分别的。于是，虽然参与到了那些活动中，却有点儿投机地选择了最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发传单”这项活计。那个时代的传单，还是用油墨印的，每当一批资料弄好后，我便会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挨家挨户去投递那些还沁着油墨味的单子。即便如此，内心却仿佛有小鼓在敲打，快乐也是不言自明。

对我来说，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在高中时就戛然而止。那时我便看很多书、听摇滚、自学吉他、玩乐队，世界已然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里头的风景那样精彩。当时，老师对我也非常宽容，所以我内心是快活的。反而大学生活却与理想中的样子差距很大，当然也与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在我看来，那时课堂上教授的东西保守而陈腐。上课时，我总忍不住抛出自己的观点去抬杠，而老师对我的言论总是瞠目结舌，因而彼此间有过非常激烈且不愉快的争辩。我甚至因此被列为观察对象，是那种需要去调查家庭出身背景的。好在父亲是公务员，哥哥和大嫂都是研究所里研究三民主义的，也算“根正苗红”，这才没有什么后话。总之，我依旧是个校园的孤独者，甚至比从前更孤独。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闷的人。别人还在一味念书，我却跟着同乡一起倒腾过茶叶，还去小区里卖过三天酱油，后来因嫌弃酱油瓶实在太重才作罢……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赚点儿零花钱，一半也是为了好玩，以至于对未来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目标，或者说缺少传说中男孩子该有的叫进取心的东西。但骨子里已经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虽然它们的样子还有些模糊。回头看自己一路走来的种种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已然为将来会去向何处、过怎样的日子埋好了伏笔。

回想起来，我的青少年时代在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那个时期的台湾，被现在一些学者评论为“台湾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某些禁忌还在，但思想上的交锋和争辩也渐自成潮流。现在知名的做戏剧的赖声川、李国修、金士杰等一批人也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今天许多年轻人推崇的台湾文艺性的那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个时代。音乐方面，李双泽倡导的“唱自己的歌”的新民歌运动正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