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佛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所作的最早贡献，毕士博由北京的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当时认为自己“虽说是在美国作过五年学生，但与外国人没共过事。”因而当收到信时，颇为踌躇，最后“就决定请教‘丁大哥’去。”丁文江认真听完李济的陈述后，直截了当地说：“教书固然是很好，研究更为重要。”因而主张李选择研究工作，并且列举了几件很显赫的事例，以证明他如此看的理由。同时丁告诉李，与外国人相处，重要的是“直道而行”，且“开始就把条件讲清楚。”[12]听了丁文江的“箴言”，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行提出了合作的两个决定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接信后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顺便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13] 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便辞去南开的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也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