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19]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20]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

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与“几位”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去实现他的理想。从当年清华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后 ，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他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徐中舒（徐为第一届研究生，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