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罗勃·巴纳德在为《时间的女儿》作序时，称之为某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但我个人宁可称之为洛克以降的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从十八世纪法国人简单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从不关心这其实是分别的三件事，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进行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现代化过程总挟带着高热的激情。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德意法西斯热潮等等所付出的残酷代价。

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仰仗空间来稀释热情，那英国便是依靠时间来节制热情——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不像后来超英赶美的其他国家那样，把浩大的人类改造工程压缩在极短时间内，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等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的，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可靠地积累经验。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彼时整个欧陆的狂飙声中，英吉利海峡这边柏克那种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最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如此特质。

不仅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如此，英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还驯化了更具狂野力量的社会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