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老庄和佛禅对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儒道释的心理互补机制，是成就中国知识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机制，也是被迫选择隐退或者主动寻求隐逸的中国士人风骨的哲学渊源和美学基础，它给多情重义的中国士人带来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调的舒展和文艺审美的风流。

宦海浮沉中，老庄、佛禅对士人的精神助益至关重要。他们常常能于山水的静默观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自然，溪声浪语无非佛法。生死枯荣，月圆月缺，法轮常转，岂分昼夜。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们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之外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知识人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们只有拿庄禅哲学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性。

在中国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中，现实功利升华为政治悲情和文艺审美，向外扩散的政治作用力转化为向内聚合的生命情调，性情在质态上呈现为风流与风雅的人生情境。士人们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实、现世、现象背后的孤独、无常、虚妄与荒诞。这种悲剧哲学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更多的是他们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的审美特色。来自这些古典知识分子身心中被压抑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美不胜收的文章和诗行，华章璀璨，文脉深厚，一代又一代，从碑刻铭文到纸帛黄卷，隐退的文人士子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他们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等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发生矛盾，但他能用“道”来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借着“自然”的哲学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在他构造的“桃花源”中实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清风明月，助人雅兴，举酒颂歌，凭虚御风，宛若仙人。这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展现的场景颇为相似。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心境安闲，物我和谐，与道家“虚静”理念相吻合。苏轼面对逆境，以道家的无为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涵养心灵，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态，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进行自我宽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