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政局大变。造反成功的桓玄入建康篡帝位以后，残酷专横，作威作福，引起众臣一片讨伐声。刘裕兵进建康，当了3个月皇帝的桓玄败走，把晋安帝从江州挟持到江陵。时世的变化，刘裕的兴起，使陶渊明看到了一线转机。世事弄人，正当陶渊明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的时候，刘裕赶走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务，一改从前腐化奢侈、政治败坏的风气，又一次勾起了陶渊明沉寂不久的用世之心。

这年陶渊明快40岁了，人生短促的紧迫感和建功立业的焦虑感让他惴惴不安。再不及时建功立业，恐怕就时不我待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庶族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其实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传统儒家的教义要求饱学经书的儒者积极入世，寻求礼乐文化支配下的仕宦生涯，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建金石之功，流万世之名。可是，现实社会里充满了暗礁和逆流，世袭的士族阶层把持政局，为权力、地位、名利钩心斗角，无法给予一般士人展示政治才华的舞台。天下寒士挣扎在社会边缘，陶渊明挣扎在仕与隐之间，仕与隐在常常心中相持交战。出于对桓玄篡晋的义愤和对晋朝皇室的忠贞，他不远千里来到刘裕这里做起了镇军参军。虽然对刘裕不敢奢望，但他还是三度出仕了。

刘裕追击并击败了把持朝政的桓玄，杀掉晋安帝，立恭帝。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对于这样的篡乱早已习以为常。在途经曲阿时，陶渊明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陶渊明想说，如果刘裕真的能和自己志同道合，就暂时委屈一下归隐愿望而继续从政。然而，“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更有舍弃不下田园生活的矛盾纠缠。最终他只能用“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慰藉心态暂且消解自己内心的纷纷扰扰。

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与刘裕政权同样合不来。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是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官差的劳顿对陶渊明来说毫无意义，他也不感兴趣。刘裕表面上对陶渊明还算客气尊重，但同样是野心家的他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对仕途厌倦失望了。刘裕其人，虽有精明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

他越来越怀念田园，想着要乘船归去，这种念想像严霜中的松柏那样坚定不移。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投入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任了建威参军，但任期很短，很快他就返回乡里。“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一心处两端的日子，很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