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被调任到扬州做太守。他不搞政绩，唯一一件让人记住的事情就是，取消了前任太守蔡京在此为官时的形象工程“万花会”。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举办万花会是为了营造欣欣向荣的喜庆局面，粉饰太平盛世，妆点官府的面子。将洛阳花市盛景全移植到扬州来，满城花开，满市花香，看上去多美！可万花会要遍采诸园之花，众百姓家的花园以及所种之花要想不被糟蹋，就只有找门道托关系或者贿赂公差。万花会不仅没有给扬州带来喜庆，反而成为一大公害，它扰民，并且制造腐败，损毁执政者的形象，由此更引起了民怨。苏轼一到扬州，就在茶摊酒肆听见坊间对万花会怨声载道，于是当即决定取消这项节庆活动。

这就是东坡学士对世界的入心、留心和细心，看上去大大咧咧、豪情粗放，其实是细腻敏感的，儒者的心是温柔的心。出身于清寒文士家庭的苏轼，自幼受作为文学大家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母亲程氏用《后汉书》里不畏强权的范滂为榜样教诲影响他，于是他发愤读书而入仕，21岁时受到欧阳修赏识，考取进士。他“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在他的经世文章中，留存了大量改革弊政、弘扬道统、明道致用的政论散文，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苏轼自然地从情理上体认了儒家规定的伦理纲常，竭力关注国家兴亡，恪守臣子义务，坚定地认同“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他曾经滔滔不绝地评述宋襄公、秦始皇、孟子、伍子胥、韩非等人的功过是非，为建立完善的儒家现世理想政治秩序，用心良苦地奏议献策。苏轼为官40年的漫长岁月中，竟有3/4的时间是在党派斗争的旋涡和政权倾轧的风浪中度过的，无休无止。苏轼一次次身不由己地卷入朝廷政治纷争，固然有其“受性刚褊，黑白分明，难以处众”的中国正直文人的“通病”，但根本上还在于他坚守治国平天下的热情愿望和多情责任，他一生心甘情愿地置身于一个滑稽、荒诞、严峻、苦难的人生轨迹中，欲罢不能，进退两难。

于是，比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党与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在一个月内将他连续三次降职，最后贬往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