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我们的大家庭是从父亲去世后才开始变得不完整，听母亲讲述了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之后，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其实我们的大哥只是家里的老二，爸妈真正的大儿子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便夭折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944 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父亲抱着他去医院看病，因为没钱交付医药费而被拒之门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生骨肉死在了自己怀里。回家之后，父亲一口气喝了一大搪瓷缸子白酒。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母亲再也没敢提过这件事。从那以后，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了。

确实，父亲好像从来没有过滔滔不绝的时候，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现在回忆起父亲，我的眼前总是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家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桌子上是各式各样的手表、闹钟、座钟和各种损坏了的乐器。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桌子旁边，右眼上架着一个放大镜，在昏黄的台灯下，认真地修理着什么东西。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充当大家的义务修理工。现在一块普通手表坏了可能直接就换新的，品牌的可以返厂更换零部件，但这在当时绝对不可能。那时候手表可是贵重物品，哪里舍得随随便便就扔了，又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坏了就得自己修或请人修。这可是技术活，会的人极少，而父亲就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手表里最精密的一个部件叫做摆，摆里有一根轴，只要它的位置偏了一点，表针就会停下来。父亲经常拿一根钢丝，在火上烧过以后，再蘸一下油和水，接着用小锉刀慢慢锉成轴的形状，然后严丝合缝地安到表里，停了的表又可以分秒不差地接着走了。父亲的手艺渐渐出了名，不仅同事和邻居找他，就连同事的朋友、邻居的亲戚，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都来找他，而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放下吧，我试试。”等到他修好了，人家来取的时候，一句“谢谢”就让他心满意足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酬谢，但父亲却依然乐此不疲。

我们看父亲这样乐在其中，难免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有一次，趁着父亲去上班，我和小哥哥偷偷地用家里的螺丝刀把桌上的一个闹钟拆了个稀里哗啦。拆开一看也不过如此，没见什么玄妙，可是想安上就难了。我们两个忙活了半天，最终也没能如愿。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了一张报纸，把这些零件都收起来包好。父亲回家之后，看到纸包立刻就明白了。他故作严厉地问：“是谁干的？”我和小哥哥都争着承认错误：“爸，是我干的。”父亲为人温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从不动辄打骂，所以我们从心里敬佩父亲，却不惧怕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好玩。”父亲笑了：“安不上了吧！”我和小哥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说：“过来，我教你们。”我们分别站在父亲左右。他一边安装，一边给我们讲解钟表的构造和原理，以及每个部件的名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工夫，父亲就熟练地把那个闹钟恢复如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