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 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1998 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

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辞，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