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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从小就听着父母谈论“杀人的纳粹”，听着祖父母经常讲述犹太人灭绝的故事长大。随着纳粹得势掌权，欧洲的犹太人在辛辛那提的埃文代尔找到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作为他们避难的场所。在那里，周围还住着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格伦伍德大道，史蒂文的外祖母珍妮?波斯纳每天要教四节英语课。在她家的餐厅里，八至十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大屠杀的幸存者会讲述他们称之为“大谋杀”的故事。

史蒂文和他的母亲会在上课的时候去探望他的外祖母，他还从其中一个学生身上学会了数字。那个学生给史蒂文看了他身上的纹身，那是他在奥斯威辛。的时候被烙在手臂上的身份编号。史蒂文记得：“他卷起袖子跟我说，‘这个是4，这个是7，这个是2。’那是我对数字最初的概念。他会指着一个6说：‘我会变一个魔术，’然后他会弯一下手臂说：‘现在它就变成了9。’”

“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还是他们的家人或者认识的人讲的故事，”利亚回忆道，她经常会把听到的故事告诉史蒂文。“有些故事实在是太可怕了，对他们来说就像电影一样，很难想象这么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过。这让家里人更接近大屠杀，因为那些跟我们讨论的人，都真正经历过那些无法想象的事……

“我还记得一个女人的故事。几个纳粹分子想要她的戒指，她没法把戒指摘下来。他们正想把她的手指切下来的时候，她的戒指突然间自己滑下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吓坏了。这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震惊，我相信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史蒂文……谁知道我们的孩子当时听进去了多少？说不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我的生活总是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到这些大屠杀的印象上，”史蒂文在1993年的时候这样同意道，“单凭我父母在餐桌旁说的那些故事，就足以使大屠杀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失去了堂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叔叔舅舅。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她的一个德国朋友的故事。她是一个钢琴家，在台上弹奏了一首禁歌，德国人就走上台打断了她的每一根手指。我就是伴随着纳粹打断犹太人手指的故事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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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离埃文代尔的传统犹太小区，选择在一个非犹太人居住的环境中养育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犯的一个严重的错”。回想起史蒂文在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期间便开始遭遇公开的反犹太事件，利亚曾经这样说道。虽然这主要是因为阿诺德的职业发展迫使全家不断地迁移漂泊，但利亚却认为从1950年起，全家逐渐地搬到越来越少犹太人居住的小区是她的责任。“我不想加入任何带有标签的社区或事件，”她解释道，“就算是跟一帮人去旅行，我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但在史蒂文和他母亲的记忆中，斯皮尔伯格一家的生活环境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分明的。他们会有一些非犹太裔的邻居，有些会以毫不掩饰敌意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过在新泽西、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他们也不缺乏犹太邻居的陪伴。各个居住地的差别很细微，这促进了史蒂文不断发展的个性。

对一个出生于战后最初几年的小孩来说，住在一个像埃文代尔这样的犹太人社区，生活可能充满了像噩梦般的记忆。但在一个偏僻狭隘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对史蒂文来说是有好处的。这种像蚕茧一样的环境能够保护他，不让他遭受来自中产阶级犹太区之外更残酷现实的伤害。犹太人和少数的非犹太邻居之间，表面上对彼此都很礼貌，但暗地里并非不存在紧张的状态。

“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了解他们。”安娜斯塔西娅?德尔?法维罗承认道。她是一名意裔美国天主教徒，跟三个孩子一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大部分犹太人，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们确实不了解他们。以前那里是有一家人，带着一个孩子。但我当时太忙了，我有三个孩子，我丈夫也起早贪黑，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