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也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就在写给刘蓉的信中，将他之所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一一写明。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在领命前去经办团练之前，曾国藩首先要安顿好家中之事。获知曾国藩要出山后，他的四个弟弟都要求随他离家参战，但他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更佳的时机再出来帮忙。

一切安排停当后，曾国藩再祭母灵，请求逝世的母亲的在天之灵能谅解他难尽孝道之举。为了对国家尽忠，他决定“墨绖（dié）出山”，去迎接那不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