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文化界”的理论视点

考察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生成的关系，必然要涉及中国文化空间的分布、变化以及对文学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引入“外省”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起点。“外省”一词在文学史上并不陌生。它曾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被反复使用并且具有很深的隐喻意味。“外省”与“巴黎”的区别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本质不同，更是身份、政治地位和阶层差异的直接外现，“外省”意味着边缘、贫穷、卑下、粗俗（即使你有钱，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掩饰和手段才能进入巴黎的社交圈），而“巴黎”则意味着权力、身份、尊严和话语权的拥有。“外省”对“巴黎”总有着膜拜心理，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趋向，拉斯蒂涅竭尽全力想进入巴黎社交圈，除了想获得财富之外，还想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是他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外省”一词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与拉斯蒂涅相似的“外省青年”形象却并不少见，如现代作家师陀《结婚》中的胡去恶、当代陕西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兴国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外省”的文化位置以及想进入“中心”的文化要求塑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因此，“外省”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外省”是空白之地，“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间优越，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优越性，这一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中心”的最大优势。“外省”和“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区分，代表着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拥有程度的不同，并且，在这一对概念中，蕴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萨义德在论述“东方学”的概念时这样认为，“它（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就大的意义而言，“外省”与萨义德所言的“东方”具有谱系性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