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省”这一概念的使用上，还应该注意到，王富仁所谓的“外省文化界”主要是指“京海文化界”之外的各个文化区域，这就是说，上海和北京一起被划入“中心文化圈”之内。在20世纪中国，上海的文化位置和文化意义几乎和北京相等，它们以不同的文学走向形成，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潮流。就文化空间而言，上海因为空间的特殊优势，以其物质的强大繁荣和对现代文明的超前、深度接纳而成为百年来中国最活跃、最富于阐释意味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具现代性意味的艺术、生活和文学；北京则以精神的复杂度，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交锋、知识信息的丰富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心文化界”，两者在文化上的含纳量是相同的。另外，上海、北京既是新文化活动的策源地，也是跨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和新文化杂志的根据地（当时的重要文人都在两地频繁活动），其他文化区域在前两者的思想指导下才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这自然就形成了“中心”和“外省”的差别。还有一点也应该作为“外省”视角的自觉理论意识，在以“外省”为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生成的起点时，河南只是中国诸多外省中的一个，河南文学也只是中国外省文学中的一个支流，并不能代表其他省份的文化、文学形态。不同“外省”之间的文化形态和文学状况并不相同。王富仁先生的“外省文化界”包含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诸省和重要城市，这就意味着，它的空间范围非常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和政府政策导向的不同，“外省”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北方诸省和南方诸省之间。比如，同属于“外省”，河南和广东在同一历史阶段，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差异极大，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据此，可以探讨出非常深层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间与有意义的论题，也体现了“外省”这一理论视角极大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