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讨论的毕竟是文学，文学有它自己的产生特点和内部丰富细微的不同。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生成，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自觉地把文学与文化的兴衰同构，这是必须避免的。文学的生成与文化、经济并不同步，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言：“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像河南文学这样的“外省文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地域文化空间特点在作家灵魂和作品中的变形、位移和隐秘的存在，要注意到区域文学和文化特点的不同步，也要注意到区域外部和内部环境对作家、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最终所导致的某种现象。另外，作家作品的气质不仅与文化空间的生成、时代精神的导向有关系，而且也与作家的成长背景、接受方式有很大关系，这意味着文化空间对作家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必然经过个人心灵的过滤和吸收才展现出如万花筒般绚烂而又让人迷惑的光芒，个人的成长经验、生命历程以及对文学、世界的独特看法会形成不同的作品，这也是同一地域作家作品“同与异”存在的根本原因。

当以“外省”为理论视角切入有关地域文学的具体研究时，当把20世纪每一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生形成过程考察时，就会发现，它避免了静态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性格论和类型性，避免了启蒙视角的“隔”与抽象，而能够从一个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与转换来考察小环境——河南——的空间状态的嬗变，从而进一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各种力量之间的消长、分合和转化。时代虽然有一个总体的精神变化和大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以波纹的方式次递到达或者以输入的方式直接到达一个地方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的不同，这一区域必然有自己的独特反应，并且为以后的发展形成新的文化情境和历史条件，这就造成了“外省”彼此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河南文学的发展并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相一致，也并不和其他区域文学的发展相一致。譬如，同是外省，江浙地区的文化空间与文学发展就和河南完全不一样。清末民初，江浙地区就有数倍于河南的文化名人，这些人后多成为京海文化界的中心人物，而河南则处于极端的荒芜状态；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就作家数量而言，河南也是非常少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至1927年）的“史料·索引”卷中，著者统计的将近两百位作家中，浙江作家有29人，湖南作家15位，之后依次是四川、江苏、福建等，而河南作家只有4位。当南方作家已经从思想上、创作上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时，河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大部分还因为从事革命活动或莫名理由而被杀害。袁世凯夺取政权之后，对他的故乡——河南，更是倍加“关注”，河南的复辟倾向与保守倾向比其他省份要严重得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陕西、山西等地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时，北方作家逐渐成为“中心作家”时，河南作家还只处于“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也使河南文学呈现出独特的态势。考察这些不同步的原因会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许多被“大话语”遗忘的然而却很有意味的“小话语”，也会使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文学内部那仍被忽略的广阔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