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可以说是完整的一体，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北方诸省始终处于同一文化场域中。在古代中国，西安、开封、洛阳等许多城市都长时间做过帝国的都城，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中原大家族、士族的南迁，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它们逐渐成了内陆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表，文化上更是萧条、保守。但这并不是说河南文化和其他北方省份的文化、河南文学和其他北方文学之间可以完全等同。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之间的地理形势、气候条件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即使在一省之中，也有许多差别。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式的北方诸省之间，地形、地貌有很大差异，也导致风俗习惯、民众性格乃至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陕西、山西的自然环境更酷烈一些，黄土高原上的漫漫风沙培养了关中汉子和高亢的信天游；而河南整体气候和自然环境则相对温和一些，人也更圆滑一些，血性少些而世俗多些，因此，也多了许多小打小闹的聪明；河南豫剧充满悲切真实的哭腔，而秦腔则粗放、直率，如裂帛般直冲荒凉的黄土高原，尖锐痛苦；陕西人吃羊肉泡馍而河南人吃羊肉烩面，古城西安以阴柔见长，而洛阳则具有像大佛一样的秀美；等等。作家们对自己的生长环境自然也有迥异的感受，这也正是文学作品产生“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之一。河南人似乎更关注权力，走在村庄小道上，坐在公共汽车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时事的高谈阔论，一个农民心中对村支书职位的追求并不轻于宏伟的时代大目标。同样是写村落文化中的权力性格，陕西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注重史的勾勒和权力的儒、道之辨，而河南李佩甫的《羊的门》则更多了一些抒情和土地味，权力直接内化为人物的行动；同样是写农民的生存哲学，《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写得执着、滞重，透着农民不肯认命的倔强，而《活鬼》则写得聪明、轻松，透着一个农民的智慧和圆滑。河南作家写不出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但却有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等。另外，即使一省之间也有差别，如河南，豫北和豫南就有不同。豫北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而豫南则地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界处，因此也兼具南方文化的某些气质。文化的差异更为明显。正如我在上面所说，山东有齐鲁文化，河北有燕赵文化等，历史文化积淀不同会使各省文化之间产生细微的差别。同样处于偏僻的内陆位置，同样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但是由于地理行政区域的不同，教育政策、政策实施的不同，甚至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差异，对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反应，这都会影响到文化发展的趋向和新的文化空间的形成，进而影响到作家的生成、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辛亥革命以来的河南局势更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考察的重点，我之所以这样提到河南和北方诸省、河南和其他外省的关系，是为了避免在行文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如“同样是写乡村，河南作家到底和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什么区别”，“同样属于“外省”，河南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区别”？我不想纠缠于类似的问题之中，这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我将会在文化空间形态分析时涉及一些，如在第四章第二节“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中会涉及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不同命运，作为对本书的实例考察，是现实层面的关注，但不作为重点。在本书中，我还是把焦点于集中河南整体文化空间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它和河南文学的生成之间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