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各时代的文人对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现象早已注意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中国历来有北人、南人之分，自古以来对各地民风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20世纪的文人对南人北人、各个文化区域特点也多有精辟之说，鲁迅先生就曾对南人、北人有过颇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等等。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话语含义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河南人的忠厚朴实、善良聪明等传统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负面民间性格则被强化出来。起初这一称呼倾向于是对河南打工者行为和品格的否定，因为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民间负性因子更加突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随着这一话语的广泛使用，它就成为一个群体的特点，成为一种现实的观念和存在。媒介对“河南人”的描述总在夸张化和漫画化，它不利于我们对“河南人”现象作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们从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发现一些最鲜活的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时这样写道：“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也说道：“在俄罗斯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本尼迪克特和别尔嘉耶夫并没有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民族清晰的整体形象，这样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说法，其实显示了归结“民族性格”或某一群体特性的难度。也许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群体都有这样非常矛盾的地方。刀与菊，残暴和优美，温和与暴躁，同时并存于一个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间性格中，也往往表现出这样惊人的正反两面。

忧郁、内向与民间粗鄙的狂欢。中原农民没有郁达夫式的“士”的忧郁，也没有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忧愤深广”，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环境下，多是农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单调、辽阔、荒凉、阴郁和四季的无常变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与胡萝卜》、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阎连科的《年月日》、张宇的《乡村情感》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忧郁和内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内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间不仅构成经济上的切实关联，而且也是唯一的朋友。“土地”常常和主人公对话，尤其是灵魂需要思考、做决定时，大自然是唯一可靠的交流对象，这时候，他们非常温柔羞涩、忧郁甚至充满着某种诗意。但是，同样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却又是残忍、愚昧、麻木的，在乡村，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吵架场景，妇女披散着头发，相互辱骂，男人拿着锨或镐互相厮打，非常野蛮、粗暴，而乡村的红白喜事也是展现乡村性格的最佳场所，流言、嫉妒、幸灾乐祸到处乱飞，最后以“吃个光光”来吞噬掉这文化的丑陋，师陀的《百顺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现了中国乡村的这一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