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精神的深层矛盾

河南所遭遇到的两种文明、两类文化的冲击并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外省”如何在被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外省化”。“河南人”性格也不是只属于河南的，它是中国性格的抽象化，是一个脸谱化的存在，是以“生存”为基本起点的中国民间性格遭遇现代文明时必然产生的冲突。当一个文学研究者也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说，“我对河南人没好感”时，我们首要思考的，不应该是“河南人”怎么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代文化精神深层和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正当性在当代社会遭到最严重的质疑，它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逐渐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民族性格正以一种突兀和充满偏见的形象和想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以一句“民族性格本身有缺陷”来归结），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思潮：民众对本土文化有明显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指涉文化向心力的衰退问题，还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逐渐“同质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却又以极其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在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启示，还没有被当代社会充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讲，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河南人”现象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前兆。但是，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但面临着制度改革问题，也面临着人的存在问题。后者产生的问题所应引起的注意应该超过前者，这对一个政府、一个中国人来说，才有可能真正步入现代性思维之中，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是最本质的问题。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新的文化现象正在生成、成熟，它必然以新的特质影响、塑造着新的人格类型和文化空间的生成，它也必然会影响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情感维度，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就是从民间权力在当代文化中的生存入手，既描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隐性存在和当代文化精神的传统性，也展示了它们与时代精神、与人性的冲突等，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度阐释。刘震云的《单位》、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在对此一时代现象和文化精神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如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所说：“任何想要阐明当代状况的人都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地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也是这一节和这部书稿的最根本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