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日光流年》再次呈现出民族性叙事的意义、情感与价值，让我们看到高尚、庄重风格的美学价值，使我们看到民族性与现代性、个人性及普遍存在之间并不相悖的本质关系。它显示了本土的文化意识与西方现代主义思维结合的可能性，也使被现代性叙事抛弃了的“神圣价值”焕发出新的意义。首先，《日光流年》以鲜明的“整体性叙事”结构小说，这一“整体性叙事”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宏大意识，而是一种深层的“中国生活”意识和“总体生活”意识。对阎连科来说，“中国生活”不只是表层结构的中国化（呈现出一般意义的“中国风景”或许并不困难，因为它的表层结构和民族特征先天地异于其他民族），而是一种大的背景性构造——人物、故事或目光的延伸，朝着历史、社会或文明核心辐射的意识与能力。当一个作家的目光所及不但看到了人物的生活、心灵与行动，而且也感受到了与之相关的气候、山川、河流及历史语境的时候，他的作品无形中就拥有了某种独特的空间特性和气息。这一空间在作品中是本体意义的存在，不是人物走过时的现实风景，而是笼罩于小说背后的象征风景，有性格、精神、气质的传承与造就，所有人物、所有行动都会受此影响并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时空观念中，小说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根性”特征——独属于某一民族的精神与气质。三姓村虽然是封闭的，甚至在地图上并不存在（象征着其社会地位与历史属性的模糊），但是，人物的行为心理（小说开场司马蓝兄弟争坟地，竹翠流水样的表白与骂街），三姓村的权力结构方式（几代村长的更替，几次大的行动），甚至作者特意的方言化无一不体现着最典型的中国经验、中国式生存。个人生存与集体存在、个人生活与民族生活处于一种相互彰显、相辅相成的状态。因此，呈现在文本之中的耙耧山脉不仅是中原的某一封闭的世界，它可以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蓝四十的情感方式，司马蓝的权力欲望既是作为一个三姓村人的基本行为，却也透露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甚至，连日光，灰尘，那淡薄、凄凉的炊烟都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其次，《日光流年》的“整体性情感”使小说充满某种本源的神圣感和阔大的凝重气息。不同于现代小说以来的理性思维和先行的批判意识，阎连科的小说更多地体现出感性的色彩，描述性语言、感官意象与经验性细节叙事占据小说的一大部分，这使得小说充满着一种类似于乡愁的模糊情感，形成非常鲜明的“阎式”风格和气质，它来自于大地，民族灵魂的深处，来自于中国生活的最深层，与土地、苦难、母亲等词语天然地紧密相连，这一层稳固、顽强，不易风化。任何形式上的改变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不能从本质上撼动它哪怕一丝一毫。这种混沌阔大的情感总是把你拉回到地核的最深处，让你感受那滚烫的岩浆与被遮蔽已久的生命状态与情感气质，也使得小说的中国意象特别突出。这种“整体性”美学观同样也适合于对现代生活的“根性”发掘，当把似乎无差别的都市个人性放置于具有空间性的民族生活“背景”及进程之中的时候，它的历史属性与民族属性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被传达出来，个人的痛苦或欢乐自然地会包含着某些更为深沉宽广的信息。或许，只有在本土生存与本土文化中寻找写作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创新的可能，才能在世界文学的行列中寻找到一种差异的，但却是中国文学的本质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