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震惊。本雅明在论及波德莱尔的诗时，曾详细地从心理学和美学意义上解释“震惊”的含义，它是对“焦虑缺乏准备”时的一种心理防范机制，但同时，它又形成一种形象并产生出意义。换句话说，震惊其实是一种意外，它促使你从对事件的观看转向感受，转向本质性的思考并进入整体性的象征。庆典和高潮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几乎承载着文体的作用，与外在的形式相比，它更内化，也更具有美学的意义。它所携带的强烈力量把小说紧紧包裹在“耙耧山脉”的内核里，犹如进入层层地壳之中，先冷后热，一点点增温，最后才能达到炽热的岩浆层，内核和地浆在运行，能量不断聚集，最后终于爆发，这是作品的内结构。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他们的故事中去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去体会故事。”有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在谈到阎连科的作品时，都提到自己有被小说“击中”的感觉，不管是因为情节的惨烈，还是因为小说意义的混沌复杂，这一“击中”实际上是阎连科小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征兆。当高爱军和夏红梅在地道里纵情享受他们的革命爱情时，庆东突然出现了，庆典变成了刑场，爱情变为死亡，主人公从自以为神圣的革命爱情之中（狂喜时刻）一下子跌入世俗之中，从而也彰显了逐渐变异的人性和社会。

在《受活》中，残疾人的“绝术团”表演更像一次次政治庆典。受活庄的残疾人只是庆典中的符号和物品，带有神秘的传奇色彩和象征意义，真正在狂欢的是群众和柳县长。或者说，绝术团的表演成为柳县长的政治游戏，是他的政治社交活动和方式。民众的狂欢强化了柳县长的地位和权威，在此刻，民众和政府达成了和解和共谋，而绝术团则只是一个媒介。受活庄的残疾人仍然是“这世界之外”的存在。真正让人震惊的是最后受活人所遭受的劫难，这是小说的最高潮。在柳县长认为列宁遗像就要运到魂魄山上的列宁纪念堂时，他要求绝术团为公众做最后一次表演，实际上是他要为自己加冕，就好比西方狂欢节中的皇帝加冕一样，具有模仿的意义和心理的满足。在这之后，他就答应受活人退社，退出世界之外，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一切将会归于平静。然而，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是不存在平静的，他总是用狂暴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出演到末了，料不到的是这一夜柳县长没有赶回来，受活人回去睡觉时竟又冷猛生发了一件天塌地陷的事。……他们半年出演挣下的钱都不在了那被里、褥里、枕头里，不在了箱子里和这里那里了。被人一抢而光了。被圆全人们偷得分文不剩了。”紧接着，那些没有抢到钱的人又把绝术团的受活人锁在列宁纪念政治堂里（这一地点本身就具有象征的意味），让他们交出所有的钱。庆典最终演变成了集体性的暴力掠夺，政治、人性背后所隐藏着的残酷性再一次显露出来。在《受活》中，柳县长的“算账演讲”和静默的听众也形成一次次极具空间感的庆典，既有舞台，有距离感，又有参与者、感受者，它成为一种仪式和象征使我们感受到政治的荒谬、政治力量的缘起和理性之中所蕴含的可怕的非理性。最后，柳县长，这个一直利用受活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人，在经历了政治、信仰和家庭的毁灭之后，在接受了双槐县百姓在大街上“山山海海”的最后跪拜后，钻到汽车轮子下自残双腿，成为了受活庄的一员。和受活庄的人一样，自愿地抛弃了世界。这最后一次庆典完成了世界又一次新的转变，象征性的鲜血洒满了耙耧山脉。阎连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