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没有希望的“死”。“活不过四十”这一可怕的咒语对三姓村人来说一个宿命。面对这样决绝的死亡，他们不可能幽默，因为死亡幽默毕竟还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哪怕这种自主选择是世界上最惨烈的“自主”），而他们，连身体都不能把握。然而，死亡在《日光流年》中只是一个象征，阎连科所要考察的是人类精神的限度。自然、文明、历史、现实所有这些外部环境，在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把三姓村人推向绝境之后，这时候，人，绝望、孤立、可悲的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方式生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绝望、疯狂、残酷的世界。为了活着，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尊严、情感、亲人，在这样彻底的牺牲中，中国文化里面最匮乏的内核被揭示了出来，即人的意识的缺乏。无论进行怎样的挣扎，他们对自我的存在属性始终处于一种不自知之中，始终只是在命运之内抗争，因此，他们的存在也始终只是被动性的存在，与现代的“人”的概念没有一点精神的联系，尽管他们的精神和意志足以让所有所谓的“现代世界”苍白无力。而他们对中国古老权力模式的拙劣模仿又使得这种缺乏变得残忍、荒唐，甚至让人怜悯。因此，去考察阎连科小说中“死亡意象”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是十分可笑的，对耙耧山脉来说，死亡是神秘的、可怕的，同时，却又是日常生活。而对阎连科来说，这是他传达耙耧山人对抗这个绝望世界的唯一方式——以身体为基础的死亡表达，它超越却同时陷入了所有的局限和历史束缚，成为最自在却又最绝望的反抗。

死亡、暴力、自残的形象在阎连科小说中频繁出现，意味着阎连科的世界在本体意义上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国生活和中国艺术讲究结构和情感上的均衡。左右对称，平等、整齐，给人以愉悦和微微的心动。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追求的就是均衡的美，生活的和艺术的。沈从文、汪曾祺、铁凝、王安忆的小说中，翠翠的哀伤、白大省的善良远远大于生活的压迫和无奈，没有极端的描述，作家在生活的微妙和阳光的灰尘地带游走，灰尘是阳光之中的灰尘，被赋予了光芒和意义，而阳光，也因此不那么崇高和遥远，显得亲切可感。换句话说，他们最终肯定人性，肯定生活的美，这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但是，还有另外一批作者却在摧毁着你对生活、人性的全部信心，譬如，鲁迅、刘震云、莫言和阎连科，你休想从他们那里找到对生活和世界的原谅和宽宥。他们尖刻，尖刻到尖酸；恶毒，恶毒到仇恨世界的地步；他们让你看到你微笑后面的卑劣、无知；让你看到你华丽衣着里面肮脏的心灵，哪怕你只有一点点的肮脏，也休想逃过他们针一般锋利的眼睛。他们无情地撕开蒙在世界之上的繁华、乐观的面纱，让你看到它的背后是如何荒凉、愚昧、可怕和肮脏，人处于怎样绝望、空虚的境地！从此之后，你再也不能睡一个风清月白的觉了。遇到他们，算你倒霉。

但他们也让你清醒。因为他们，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荒诞、丑陋而又充满内在真实感的世界，让你开始意识到你的不“自在性”，开始审视你与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人来说，这是真正痛苦的开始。但是，正如叔本华老先生所言：“任何一种幸福状态，任何一种满意的情感，就其品格而言乃是否定的。（这也是虚无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包含痛苦的解脱，而痛苦却是生命的肯定因素。”“痛苦是生命的肯定因素”，我信奉这句话。否定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它的丑陋和虚无，也不是为了某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而是为了让人更加清楚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状态，这一时刻，生命才能称之为生命，历史、文明才能呈现出它的真实形象和全部的黑暗。而痛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也许，这才是耙耧山脉存在的真正意义，也是阎连科之所以孤独和绝望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