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篇小说《现场》很好地传达出当代社会普通人的存在状态。个人行动完全处于一种无目的性，一方面，是他在行动，他在一步步做出抢银行的步骤、人员安排等；另一方面，他抢银行却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主体行为，它仍然是被动的，仍然是丧失了行动的，它是不知不觉被某种情境推上去的。尽管作者所写的是一场行动，是一场已经有了结果的行动，但所表达的却是一个没有行动或丧失了行动的人。在这里，作者通过一个人混乱、盲目的行动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英雄时代的个人主义存在图像。现代人与社会的冲突不是表现在某一事件上，而是表现在内心的漠然与被动上。在现代小说中，人物的存在从现实主义的外部行动转向内心生活，这一位移并非只是文学内部人物描述方式的变化，而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动有关。在后现代语境中，人的行动的真实性已经丧失，个性常常是以最大的共性方式出现的，呈现出非常脆弱的、虚假的面目。“人的行为体现了人的个性变成了一个神话，因为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些价值——人的自由、自主性和主体性变得可疑了。”

就阅读李洱小说的总体体验而言，彻底的怀疑主义使其小说犹如锋薄锐利的刀片，以一种无法忍受的深入和准确风格把人类所有的价值与信念割裂开来。它所展示出来的完全是情感的碎片，哲学意义的生命的空虚，没有任何的希望与价值感，一种彻底的虚无。虽然，这种虚无是建立在一种复杂的关联之上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复杂关联对日常生活“悖谬性”的深入书写使你拥有了比一般的情感体验更深层的感受，即理性层面的虚无与破碎。但同时，随着许多问题的突现，这种知识的、思辨的、阐释的话语模式与思维模式能否真正成为小说元素，能否达到一种感性的升华还是值得商榷的事情。这一问题在他近年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上海文学》2005年2期）中都有显露。有时候，我不理解李洱为什么能以一种充满趣味的笔调把这种虚无写出来，那是一个怎样寒冷的世界？冰雪纷飞，无处藏身。任何掩饰与伪作的企图都会立刻遭受到自我最深刻的批判。难道仅仅靠对文字的喜爱、对事物的喜爱就能支撑他一天天写下去？或许，这正是一个作家的深刻矛盾和痛苦之处？我仍然希望能够在李洱小说中寻找到一种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廉价的同情或肤浅的叹息，对李洱而言，这毫无意义。这种温暖来自于对生命意义的最终信心和热爱，是一种经过严格审查与辨析之后的纯粹的存在世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怀疑主义者的坚持。否则的话，所有的知性、智慧与洞察力最终仍然可能只局限为一种技巧、一种求知，而很难上升为与大地、思想、诗性等人类所有奥秘相一致的精神。我不知道人到中年，目光更加锋利的李洱能否寻找到这种坚持的理由。

但许多时候，我怀疑我这种要求是肤浅的，因为在李洱的小说中，我常常体会到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创造性和富于远见的美学意识，它们拓宽了小说的概念，也给小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文学已经声名狼藉、日渐贫乏的时代，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着巨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