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同这些对罗纳德碰到的危险相比，更深的是对孩子健康的担忧：这里一年中的许多时候，炎热让人喘不过气来，多风的草原上会卷过来漫天尘土。当梅布尔的担心日益加深时，她越来越感到焦虑的是，阿瑟缺乏按部就班回到英国的兴趣。在她看来，尽管选择何时离开全由他作主，但甚至让他在英国小休一段时间，阿瑟也会犹犹豫豫。不像梅布尔，阿瑟在非洲是适得其所—在普遍反感英国人的布尔人中心区域的残酷环境中，他面临建立自己银行客户基地的艰难挑战。当读到阿瑟某一天写给他身在伯明翰的父亲的一段话时，梅布尔感到一阵不寒而栗：“我想我在这个国家会做得很好，我不认为我应当又一次在英国永久地稳稳当当地定居下来。”后来，梅布尔发现自己也不得不打消了回国探亲的念头：她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于1894年2月17日的希拉里（Hilary）。

事实证明，希拉里比他的哥哥更结实—他的哥哥在那恶劣的气候下越来越多病。在这对夫妻看来，无情的炎热正在损害罗纳德的身体。梅布尔绝望了。1894年11月，她带着孩子希拉里和罗纳德来到了距开普敦数百英里远的有着更凉爽空气的海边。数年以后，罗纳德还能唤起对没有尽头的火车旅行和宽阔沙滩的模糊记忆。在BBC的一次广播访谈中，他曾经说：“我能记起自己还不满两岁时泡在印度洋里”。在梅布尔和孩子于当月晚些时候回到布隆方丹之后，阿瑟开始预备他们前往英国的旅程。他说，他稍后也会前往英国。罗纳德对自己父亲的最后记忆，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梅布尔和孩子们准备离开时，他往他们的扁式硬皮箱上画上“A.R.托尔金”的字样—在后来的岁月，罗纳德一直保存着这一皮箱并视若珍宝。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个未完成的故事《观念俱乐部文稿》中，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虚构的名字：“约翰·阿瑟森”（John Arthurson）。

在阿瑟依然全身心投入他的公务的同时，梅布尔和孩子们于1895年4月初乘船前往英国。三人最初与梅布尔的父母和她的一个妹妹简（Jane）生活在他们位于伯明翰国王希斯区（King’s Heath）阿什菲尔德路（Ashfield Road）小小的家庭住宅中。罗纳德被这种变化弄糊涂了，有时希望从萨菲尔德的家里眺望到他布隆方丹自己家的阳台。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我仍然能记得在伯明翰沿路往下走，一边好奇大画廊发生了什么，阳台发生了什么。”让他感到新奇和陌生的还有，在“荒凉、酷热”之后第一次看到了一棵真正的圣诞树。

在这次探亲期间，当三人正准备重返南非时，阿瑟染上了风湿热，随后因为严重的大出血意外地离开了人世。他才39岁。在1896年2月15日过世后几天，阿瑟安葬于布隆方丹英国圣公会墓地。他的去世，结束了托尔金南非生活的一章。当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陷入不久之后发生的布尔战争（1899—1902）的动乱之中。

梅布尔现在成了单亲妈妈，收入极其有限。不久，三人搬到了索尔洞（Sarehole），住在更为舒适的乡下。他们的新家，格雷斯威尔（Gracewell）5号，是一座精巧的、大型的半独立式村舍，差不多正对着索尔洞磨坊池塘一侧，那时距伯明翰城南大约一公里。尽管距大都市是如此之近，但他们事实上处于有乡村风味的伍斯特郡的正中心。只有马和马车，用托尔金《霍比特人》中描绘中土的夏尔的话来讲，“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一片宁静，噪音比现在要少，绿意比现在要多”。梅布尔是个心灵手巧、足智多谋的女人，她教育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其中，梅布尔教罗纳德阅读，后来又引导他学习书法、绘画、拉丁语、法语、钢琴（未成功）、植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