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ine是我在荷兰求学期间认识的女同学，她是法国人，比我大三岁。与小敏家的一脉相传有些类似，我即将讲述的又是一个无龄感家族。Karine、Karine的父亲、Karine的母亲。

Karine的英文译音是卡莉娜，但法语读起来却比较奇怪，她第一次告诉我这个发音时，我差点笑出声来——Ga-Hi-Na（伽嘿娜）。

假如这个世界上有某种语言会经常令我发笑的话，那么首选是俄语，图鲁拉图鲁拉图鲁拉，一长串卷舌头，整不利索就会唾沫星横飞。其次是法语，原因倒不是发音奇怪，而是实在太难学，没学上两句就忍不住会笑。一方面是笑自己的舌头太笨，另一方面是笑法兰西人会不会太痛苦，从小就要学习如此高难度的语言。当然，这都是玩笑，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会感觉自己的母语好笑，或者比外语还要难学。

世纪之初，2000年秋，当时我寄宿在马斯河畔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家中，老两口住楼下，我与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住楼上，一人一小间。他先来，住过道尽头那间，我的门前则是过道，两人合用一个卫生间。他叫秦学恭，我偶尔喜欢把他的名字叫成四个字——勤工俭学。

我们附近几条街住着不少MSM（马院，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的留学生，以欧洲人居多，也有日韩人，但中国人几乎就我们两个。

有一天，秦学恭带回来一位法国女孩，路过我敞开的大门。

他朝着毫无防备、仰面八叉躺在床上看书的我豪迈一指，“喏，就是他，找他就可以了。”

我闻声一个激灵翻身下床，跟客人打招呼。自我搬到这里，这间屋子还从来没有女生光顾过，乱得简直如同菜市场。

原来，Karine的电脑坏了，听同学说这附近住着一个会修电脑的中国人（指我）。结果她转了几个小弯找到了学恭，学恭茫然（他本科是金融专业），忽然想起了我，于是就带她回来了。

但她带来的电脑是一台无法点亮的笔记本，我私下里想，假如不是外接电源出问题，连同电池耗尽，那我将会无计可施。还好，问题恰在于此，我只不过重新插拔了几下变压器的转接头，亮了，电池开始充电。

当晚，她带了一份匹萨和一瓶香槟又来找我。可她一进门却感到很惊讶。原来，她下午带着修好的笔记本电脑离开之后，我知耻而后勇，头一回收拾了房间。她进门后却说了一句让我“勇后而知耻”的话，是笑着问的。

“难道你猜到我晚上要来？”

我相信，此话若出自一个上海小姑娘之口，那么该知耻的应该是对方了。

我和Karine的故事就是从“菜市场”里开始的。我们喝了一些酒。我给她看我的相册，她说她没去过上海，但从照片上已经开始喜欢那里了。

和我一样，Karine的英文也很烂，我们的交谈偶尔需要借助我的快译通，常常为了一个好半天才听懂的词而同时发笑。

马斯特里赫特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很有感情的，但我一直以来都更喜欢“马斯垂克”（Maastricht）的译音，不仅是因为发音更接近，还因与之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贴切。它处于荷比德三国交界处，是欧盟的摇篮，也是“荷兰国土的耳坠”，这个比喻曾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发明。与荷兰其他城市很不同，风车、木屐、郁金香到这里全都不见了，欧洲文化在这里来了个大混血。

Karine就住在不远的一条街上，那条街的商业氛围更浓些，有很多店铺，但最多的还是一小间一小间的咖啡馆。

此后我经常会去那条街上找她，去她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馆，和她一起喝咖啡，消磨时光。然后我们会出来一起走走。几百米的一条街，我们可以走上半个多钟头，最后总是在某个街角站住，各自找个借口去往不同的方向，很少有机会一道出发去上课。

周末我们会沿着马斯河畔散步，或者踏着古老的中世纪石砖在Vrijthof Square（弗莱特霍夫广场）闲逛、闲聊，或者看书、喂鸽子。这个阶段，应当说我们之间还不是爱情，只不过是男女同学之间朦胧暧昧的交往，喜欢待在一起，喜欢经常看见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