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9日

今天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反而衬得我心情越发低落。打开电脑，看不进也写不出，同事们都已经上线，想象着他们正埋首于自己的工作，这种时候办公室里会出奇地安静。幸好，他们看不到我的表情，倒好像是我就坐在他们中间的样子。

昨天离开病房的时候，母亲特别交代今天不用去医院，因为明天她就要出院。她看上去有些兴奋，好像离家很久的样子。小曲刚到一会儿，母亲的电话就来了，一二三地列举了我今天必须去医院的种种理由，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你早点来啊”。本来想给自己放一天的假，拿本书到院子里晒太阳念书，这是冬天有太阳的日子里最享受的事情。

放下电话，我和小曲手忙脚乱地准备午饭，然后狼吞虎咽地吃完，刚把母亲的那份装进保温饭盒里，又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已经吃过了。“你还是要早点来啊。”好像我会因此消失了似的。

低烧了几天，母亲还是有些虚弱，她的声音在空空的病房里飘浮着。见到我，她又把电话里的一二三重复了一遍，还补充了更多的细节，无非是早上起来她告诉护工正在办出院，表示感谢之类的话。母亲一贯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周全，不论与谁相处都不能失了礼数。每次出院都跟病友们依依惜别，有时还弄得特有仪式感，都是癌症患者，个个脸上绷着积极乐观，可心里难免做生死离别状。这次没有病友，护工便成了她唯一可以惜别的对象。可惜这位刚进城打工不久的大姐完全不解风情，照母亲的旨意出去买了一包苏打饼干、倒了一杯热水后，大半天就不见踪影。或许是张罗她的下一位“客户”去了，也可以理解，一般住进来的人不会短于十天半个月，四五天就宣布出院的极少见，对于拿计时工资、常年以病房为家的护工来说，如果不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晚上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躺在床上的母亲绘声绘色地还原着她俩之前的对话，形象生动之余，不免有点刻薄，还没等我接话，那护工头推门进来了。母亲一脸笑意迎了上去客气地问，下一个要照顾的病人是几床，男的还是女的，病情重还是略轻。她像是忘了刚才还气呼呼地说：“今天就不该算她的工作量，听说我要出院了，就把我扔下不管。”其实母亲知道我是个凡事都“差不多”的人，总不愿与人争个子丑寅卯的，为这个母亲总埋怨我不够泼辣，担心我在外面吃了亏也不知道斗争。当然，我还是把今天的陪护费付给了护工头—那位仅露过一次面的大妈，只是希望大姐还能站好最后一班岗，过去的既往不咎。大妈一副虚心听取的样子，然后，端来一个装了几样咸菜的小碗，对我们做最后的糖衣炮弹式拉拢。虽然母亲曾经因为她的这些小咸菜而胃口大开，但这次我没有接受她的赠予，保持必要的清高才能让母亲觉得我们不致太跌份儿。

正在跟护工头纠缠不清时，母亲的主治医生拿着止痛针剂的说明书来了。据说，这种针剂的止痛效果很好，每注射一针可以维持一周左右不再疼痛。因为一剂的价格高达数百元，而且是自费药，所以得征求家属意见。其实，母亲已经同意注射，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减轻她的疼痛，为此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可母亲希望由我像个决策者似的宣布这个决定，至少在外人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母亲是害怕自己在外人眼里像个没有家人的“孤寡老人”。

母亲催我来医院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希望在出院前办妥全部的手续，以便她出院后能心无挂碍。结果，正值年终，医院财务已经封账，剩下的手续只能过完新年再来办理。“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母亲充满疑惑地问我，我摇头，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这个同样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