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母亲出院的人果然准时到了，但输液至少还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结束，这次母亲要求拔针。我找来的小护士显然是刚工作不久的新人，对母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来人也在一旁表示可以等。我知道，没有人能阻止母亲的决定，最终还是要按她的指示照办。

回到家里，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吃过晚饭，我想她也累了，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一些工作。这些天在医院和家之间穿梭，基本没有跟同事做过沟通，知道他们一定有应付不来的地方，但因为体谅我，几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转身想走的时候，母亲伸手拉住我，脸上温和体贴的表情让我不太适应。

“这世上，只有我俩最亲了。”这个开场白为接下来的谈话定下了临终嘱咐的调子。我知道这一天终归会来的—母亲终于开始交代后事了，其实她已经向甄叔叔交代过。她首先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然后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承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有种种的过失，并希望我能给予原谅。她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没有给我任何插话的机会，其实此刻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妈妈，我爱你。”“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你是我最亲的人，我需要你。”这些话我在心里温习了好几遍，还是没能说出口，因为它们太像肥皂剧里的台词。

“该吃药了，今天一定累了，早点睡吧。”这是我离开她房间前说的唯一一句话。

我看见父亲吐出来一口血，那血鲜红鲜红的，在雪白的医用弯盘里带着父亲的体温慢慢地洇晕开来，然后他的脑袋、胳膊、双腿失去了支撑，软弱地摊在床上。站在一旁的母亲猛地扑了过去，她伏在父亲的身上，眼泪哗哗地流，她喊着父亲的名字，用双手捧起父亲的脸，像是想要留住他最后的体温，不让他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慢慢地冷却。“去找李阿姨。快去啊！”母亲大声地冲我吼叫，声音里尽是悲伤和绝望。那天是五一劳动节，病房里只有一两个年轻的值班医生，母亲命令我去找的阿姨是本院的医生，也是父母的同学。我飞快地向她家奔去，我隐约知道，母亲是想请她来挽留住父亲，虽然从母亲的表情里我已经意识到，父亲死了—那个年龄的我完全不明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用了十八个月试图改变的结果。

我一路奔跑、敲门、转达母亲的意思，然后再跟着阿姨回到病房。我没有哭，我忘记了哭，一切太突然，我来不及悲伤，我害怕我的悲伤会耽误抢救父亲的时间，然而，等我们回到病房的时候，他们正在把父亲推出病房。父亲被一块白色的床单盖着，床单的正中间有一圈红色的字，是这家医院的名字—这是父亲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父亲原本会重新回到这里工作，原本我们三口之家可以不再分开，原本我会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跟父母生活在一起。那年，我真切地与死亡相遇，但我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弄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你不难过，我很高兴，也感到安慰，说明你很坚强。”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到了失望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言不由衷，我想告诉她：“你不能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因为它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

当至亲的人离开了你，可怕的不是他肉体的消失，而是他一直在那儿—在你心里，但你再也不能感受他的感受，再也不能分享幸福与不幸、快乐与悲伤。

我看着她咽下今天最后一颗药，祈望药片能尽快把她带到没有疼痛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