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4日

这些天我都在医院陪床，晚上就在病房的沙发上和衣而卧。母亲起夜需要别人帮助，而她断断不愿轻易叫来值班护士，尽管，这是她们的职责之一。

房间里，空调的低鸣、压力泵输送液体时发出的嗡嗡声混同着母亲的呼吸声，就像小夜曲，是即将迎来光明的夜的前奏。相比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中，我更愿意在这里陪着母亲，跟她一起挨过夜的混沌与黑暗，迎来清晨的光明与希望。至少，我们都不会觉得孤单。如果听不到她的呼吸，我就起身轻轻走到她的床前，借着压力泵发出的微光观察她的脸，看到白色被单下她的身体随着呼吸有节奏地起伏，我再放心地躺下。后半夜，母亲醒来，因为久卧使得她的背部又多了一层疼痛，这种疼我是能够理解的。她坐起来，我用抚摸法帮她减轻一些背部疼痛，直到护士给她加服了半片安眠药，才又睡下。

小曲来接班时，我已经帮母亲刷过牙、洗过脸，还吃了一小碗米粉。我把她留给小曲照顾，上午得处理一些工作，中午有老朋友们约着见面，其实他们是想要帮我缓解这段时间以来的压力。

坐在出租车上，太阳明晃晃地照在身上，这座城市的生机与繁忙在车窗外快速地退去又迎面扑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出门了，阳光下，周遭的一切显得有些恍惚。

石锅鱼和铜锅饭鲜美无比，像是好久没有吃到如此的美味，我自顾自地埋头狂吃。朋友们交流着新买的路虎、正在接受公示的职务、面临青春期女儿的烦恼……他们的话题我都接不上茬。

十年前，也就是这几个人，也是一个中午，为我这个即将背井离乡的人送行。“为什么一定要走？”“一个都过了而立之年的女人还去闯世界？”“北方好像一日三餐只有面食，冬天只有大白菜。你能习惯吗？”“他们说的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能把你妈一个人留下呢？”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回复他们的疑问的，或许，我只是沉默着。总之，我还是走了，一走就是十年。如今再回来已经被当作异乡人，对这座城市，我的确也有着异乡人的陌生与隔绝。只是，在北京我同样觉得不过是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那座大而无当的城市里，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异乡人的身份，比如，我总把“盛放”说成“剩饭”，把“旁观”说成“膀胱”。

在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过的时候，在工作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无数个奔波于北四环的家与朝阳门的公司的时候，在某位老朋友谈及我们一起坐在故乡冬日的暖阳中烤太阳喝茶的时候，在得知母亲身体有恙却不能伺于床前的时候，在某个黄昏日落、佳节思亲的时候……十年中，我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乡背井，一定要离开母亲？

走的那年，我刚过三十岁。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出色、主编提携、收入尚可，除了感情生活屡遭失败外，没有太多的理由要离开—去一座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一段我完全没有把握的新生活，连那个将与我开始共同生活的男人，我也没有爱他爱到“非他不嫁”。离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座所谓四季如春的城市，这里让我感受不到时光的流转；离开我能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像所有的中小城市一样生活安稳妥帖；离开那些总是让我联想到某段失败感情的街道、楼房、路灯、书店、电影院、公园；离开那些从来都没有让母亲因我而骄傲的小学校园、中学校园、大学校园，以及工厂、机关、报社，还有，就是离开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