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有回她自己从家坐出租车回医院，司机跟她闲聊，问她是不是去医院看病。母亲竟谎称是去医院找儿子，说儿子是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那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在全北京，甚至全国都排名前五位。后来，母亲把这事告诉了我，她没说她为什么对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撒谎，但我心里清楚，在她生命里没有一个能继承父亲事业的儿子，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女婿，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双阳说，他早就该来看望，但是实在太忙，除了自己医院的手术，还不定期地到各地会诊、手术，有时忙得连着几周回不了家，正上初中的女儿也见不到父亲。这些母亲当然知道，她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新鲜美食，都是双阳利用出差的机会买了送过来的。说起工作，他总是滔滔不绝、神采奕奕，甚至不在乎对方是否明白他谈及的内容，是否有兴趣知道。从他去年完成多少台手术、明天手术的难易程度，到如今神经外科发展的状况，事无巨细。这种时候，我就是个外人，我无法加入他们正在热烈谈论的话题中，他们也几乎忘记我这个旁观者的存在。母亲兴致勃勃地问一些问题，我看到她对双阳的赞许和那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嫉妒与失落。眼前这个算是她看着成长起来的外科医生，终究不是她的孩子，也不是她未来的女婿。即便如此，她还是真心地感到欣慰与满足，他们都那样热爱医生这个职业，而且这个年轻有为的晚辈是这样耐心地向她细数自己工作的种种。双阳伏下身，把手机中存储的图片一张张地展示给母亲。前几天，他刚到我父母工作过的县医院会诊，图片上的医院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新落成的住院大楼庞大、崭新、现代化。

突然，母亲反过来拉着双阳的手。“我没有那个福气啊。”稍稍停了一下，又说，“我走了，你要多关心她，你就是她的兄长。”我和双阳都愣了，我感到身体里的血液不断地往头上涌动，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眼泪。双阳重新握住母亲的手，点着头，好久没有说话。

我把双阳送到门口，外面有风，很冷，他不让我送远。他走出去几步又折返回来，看着我欲言又止，伸过来的手停在半空又收了回去。看他眼睛有些湿润，我便催促他：“快走，明天一早还要上手术台。”中年的双阳，背影比从前厚实了许多，但在负担和责任之下些微地驼了，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肯定和迅速，像是手术台上的病人已经完成全麻，正在等他。

回到病房，母亲像是睡着了。病房里还留着一抹没有散去的男人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