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5日

林木来了，终于可以吃到家里做的饭菜了。我依然在病房里陪母亲，林木负责每天两次做好饭送到病房。

母亲的疼痛还在继续加重，又请了专家来会诊，换了新的止痛药，但依然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现在只要一开始感到疼痛，母亲就表现得烦躁不安，疼痛几乎控制住了她整个人。我一整天都在医院陪母亲，哪儿也不去，但尽量不跟她说话，因为对于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以及语速和节奏我都没有把握，担心稍有不慎就会激起她的不安，甚至是愤怒。

“小时候，你成天黏着我，我到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想摸你就摸你，想掐脸就掐，现在……”母亲躺在洒满阳光的病床上，满脸笑意的背后是掩藏不住的失落。我就站在离她不远的桌边，正准备给她倒水，又到吃止痛片的时候了。

几分钟前，母亲因为我说她性子太急，而声音哽咽地诉说了她艰辛的一生。从自己是早产儿说起，因此体质很弱，又出生在战争年代，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体弱多病的青年时代又赶上全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的重建。整个大学时代都在与胃病和营养不良做斗争，好不容易毕业、结婚，却又连遭几次流产。几经周折调回省城工作，丈夫竟患了肺癌，整整十八个月，足以摧毁她的精神和身体。“我不着急，行吗？工作、家庭，连同你的学习、生活都只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时间不够用，钱不够用。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性情温婉的人，也不食人间烟火，我是被生活逼的。”

这些话基本成了每次我们两人之间发生分歧、口角时被引证的“史实”，而我总是用沉默回应，对于自己的到来没能给母亲的生命锦上添花，只能内疚和惭愧，找不到安抚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