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起初回到农村的王卫国，仍在满腹狐疑中守望自己似乎苍凉的理想。因为他尽管是返乡农民，但头上还顶着一顶“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乌纱帽。这种特殊的身份，至少还给他提供了谈笑风生的心理。刘凤梅回忆，在1968年冬天的打坝造田中，“干活时，路遥几乎不说一句话，可在这个时候（即休息时——笔者注）他却显得十分活跃，他常常成为谈话的主角，他谈论国际新闻时事，谈论西方国家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斗争……他那渊博的知识，使我这个比他高两级的学生不得不自愧弗如。收工后，我们又相随回家，一路走一路谈。他的家就在我上工的半路上，他有时邀我去他家坐，我也毫不客气，坐在他家的土炕上，嗑着干妈为我们端来的南瓜子，我们继续谈天论地，有时他也拿一些书给我看，这一年冬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农村生产队社员实行挣工分分口粮，好男劳力一天十分，而王卫国每天只能挣到八分，这还是照顾到他是个学生娃。但是，从事这种纯体力的劳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关键的时候，养父王玉德的人品起了作用。王玉德是郭家沟有口皆碑的好人，经常“说大事，了小事”，在村里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儿子回村劳动了，村里人怎能让他干重体力活？

刘家圪裁大队领导们思前想后，先想到一个让王卫国到县城拉大粪记全勤的办法。“拉大粪”是农村生产队特色性的积肥方式，在大集体时派队里的劳力挖县城里公厕的大粪，用畜力车拉回肥田。说白了，就是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干过的那份工作。而这个拉粪工作在当时是农村男劳力最轻的活计，也是许多人羡慕的活计。既然村里照顾，王卫国也倒乐意接受这份相对轻松的劳动，每天赶着驴车到县城掏一次大粪。尽管要忍受大粪臭味的熏烤，但毕竟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甚至还可以抽时间到县文化馆阅览室里翻阅报纸，了解一下国际国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