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分处部分军运工作人员离开香港前，父亲还特地到码头边去看了看那几株红锥树。虽已是深秋时节，但地处华南的香港和江南不一样，各类植物照样在蓬勃生长。父亲站在树干挺拔、约有十多米高的树下抬头向上望去，片片红锥叶不屈地直指蓝天，就像抗日战火中的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

在日军占领广州之后，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还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参与多项抗日工作。1938年12月18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从昆明乘飞机出走河内，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引进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据香港分处最早的员工之一曾河福回忆：“1939年初，听到汪精卫投日当汉奸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先是不相信，后来是万分愤怒。”

由于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支持制裁叛国贼的重任。香港分处不仅设法向河内运进武器，而且还送进制裁小组的大部人员。曾河福记得陈质平亲自安排他去分批“买了13张船票，其中3张是头等舱”。

到了晚上，头脑灵活、身手敏捷的曾河福乘着夜色，开车将十多名神色严峻的行动人员送到客运码头。后来的行刺虽未完全成功，但对汪精卫之流和日本侵略者是当头一棒，振奋了抗日士气。

1939年起，时年不足30岁的伯父成为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和兵工署香港办事处的业务主管，并负责与西南运输总处河内分处（后海防分处）的业务协调。伯父在这段时日内先后辅助当时兼任兵工署香港办事处正副处长的方兆镐与陈修和，主要承担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务：

第一是依据参谋部对日战事的预判，结合兵工署近期军械弹药汽油采购计划，以及可能争取到的国际军援数量及预定交付时间，提出即期及下一时期国际兵工运输的系统协调建议。

第二是利用香港与世界同盟各国及重庆、昆明等内地省市通讯的便捷和信息的通畅，协助当时已内迁昆明的总处本部各组，汇总整理各批次国际军运物品的启运及预期到达日期等方面信息，调度与组织海防—南宁线的中越运输，对新一轮军品运输路径组织（走海防还是走仰光）提出建议，有时则接受总处委托直接作出决定。

第三是尽力将广州被占后尚滞存在香港的大量军械用品转运仰光（因海防—南宁线运载当量本来就较小，现已超负荷），并向仰光分处，有时还直接与腊戍支处进行通报。

重任在肩，伯父夜以继日地工作。曾河福2013年3月在香港住所回忆时还对伯父当年紧张工作的情景作出生动的演示：“右手夹着留着长长烟灰的骆驼牌香烟，左手奋笔书写调度命令。”

1939年12月27日军委会向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颁发嘉奖令（云南省档案馆，全宗54，目录1，卷号251）称：“将存港物资27000余吨，率数安全运抵仰光，着即传谕嘉勉。蒋中正。”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以陆、海、空三种兵种协同作战，进攻香港。此时方兆镐及陈质平早已调往仰光，伯父正在重庆兵工署本部，西南运输总处驻香港办事处留守人员及家属立即紧急动员，支援港方英军作战，维护社会治安，历时18天。后来当日军突破港岛防卫从北角登陆后，伯母携堂兄庄宁，和香港分处的员工和家属一起，随驻港军事代表陈策分乘鱼雷艇五艘、快艇一艘出海突围。

伯母是知书达礼的苏州才女，在紧要关头镇定自若，不仅照看好了庄宁，而且还帮助带领其他留守家属及孩子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