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使父亲他们兴奋的是，在万家岭战斗报道中所表彰的中国军队名单中出现了66军的番号。大家立刻想起前不久在香港运送过去的那批弹道仰角高、炸爆半径大的最新型重迫击炮，在山地围歼中最为适用，必定大显威风。兴奋之余，也更看重自己肩上的责任和荣光。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曾得到广大华侨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而南洋(即东南亚地区)华侨人口众多，在全世界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118个侨团即联合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1890年随父到新加坡经商，后成为著名侨领。

接着，南洋其他地区的侨社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联合抗日团体，如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副主席杨启泰、薛芬士)、(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副主席庄西言)、暹罗(即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主席蚁光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等。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侨胞，更加有效地支持国内军民的对日斗争，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齐集新加坡，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李清泉。南洋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与欧洲、美洲华侨联合抗日团体三足鼎立，奠定了抗战中全球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十余家侨报的记者还联合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于1938年回国进行战地采访。记者通讯团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场最前线，歌颂英雄弘扬斗志，提振士气团结同胞。

八一三事变后，为增强祖国抗战能力，海外侨胞还踊跃认购各种抗战国债。截至1942年末，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当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海外华侨强烈要求全国抗战，实行各党联合作战，成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步力量。海外侨社的讨汪运动开展得最早。1938年10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一致通过，予汪派势力以当头一棒。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妥协投降势力抬头，反共摩擦事件频发。为使来之不易的举国抗战局面不致破裂，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刚到新加坡时，父亲曾写了几篇短文投到报刊，内容都是希望侨胞能爱祖国，为国家贡献力量。

但很快父亲就发现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绝不亚于国内同胞。千百万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侨胞为国捐躯。

如当时被广泛传诵的就有新加坡华侨女青年白雪娇决意投身抗战写给父母的告别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但我希望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危安莫卜，但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世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